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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与北。
似乎对于中国而言，从清末武昌军兴那天起，这南与北就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就一直吸引着国人的注意力。
从民国初年开始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实际上处于脱节的状态。再到南方“革命都督”对袁世凯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又至后来的“民二叛乱”的南北大打出手，可以说，对于中国而言，从进入民国之后，南与北的调和，一直占据着中国政治的主流。
而经过近五年的努力，通过镇压“民二叛乱”的武力展示，又到行政上的强硬，勉强树立中央权威，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间，通过收复关税、签订新约等等一系列的收回国权运动的推动下，以及远征军的派出树立起了真正的“中央之威”之后。
但正如历史上一样，几乎每一次，几乎就在人们看到希望的瞬间，阴云总是会一再的笼罩着这个国家——“刺李案”以及随后总理李乘军舰返回连云港的举动，终于还是把国人的视线投向了那个持续五年的命题。
又一次南与北的问题。
再一次南与北的纠葛。
一时间“南与北”的问题，成了国人关注的中心。国人无不希望和平。太平日子，谁不高兴，盛世岁月，谁不期待。
因此，即便是李致远到了连云港，可当人们看到他在连云港，只是视察实业。而袁世凯呢？在京城亦未动员军队，甚至就连同第三批远征军，亦在李致远身在连云港时，依然按计划派出了，似乎，没有什么能够影响“袁李政府”，似乎，对于李致远来说，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闭上眼睛，看到的是中国的未来。睁开眼睛，依还是中国的未来”。
或许，这就是赤子之心！
不容易质疑的赤子之心！
原本的，在“刺李案”风起，公债市场大跌，国人欲行游说团前往连云、京城游说的人们，无不在最初的热情之后，慢慢的冷静了下来。对于袁世凯，或许有不少人会怀疑他，但是对于李致远，却鲜少有人会怀疑他。
有时候，名声就是如此，对于外界来说。李致远的声誉是无可辩驳的，同样也是完美的，甚至几乎等同于圣人，事实上，这同中国人传统的心理上对于“明君”的依赖和向往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上。伴随着旧王朝的覆灭与新王朝的诞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圣人临世的“谣言”，当然，这与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不无关系，而对于中国民众而言。历史总是一再的告诉他们“开国三代为明君”，千百年来，习惯了被他人主宰命运的中国民众，总是喜欢将一切都交付于“明君”、“贤臣”，似乎那样的话，就会迎来太平盛世。
历史就是如此，但是中华民国，这个共和体制对于中国的精英们是陌生的。对于中国的民众同样也是陌生的，对于很多百姓来说，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如何生活在“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没有了“皇帝”，没有了“明君”，那应该如何生活呢？
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是“明君”吗？
不，在满清遗老的眼中他是“威逼少君的奸臣”，在革命党精英的眼里，他又是“贪婪无比的窃国大盗”，在这种主流宣传之下，老百姓很难把“奸臣”、“大盗”视为“明君”，更何况，他亦非“君”。
在中国这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旧世界里，伴随着一个王朝的诞生与兴起，总是会产生一些建国英雄，而且人们总是之所以想当然的把用神话色彩去点缀他们的功绩，似乎以此来证明“天命所归”四字。
而对于中华民国，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而言，因为这个国家诞生之前，几乎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历史，至少是“符合共和精神”的历史人物，尤其是随着一个个风云一时的人物，或主动或被动的成为了“卖国贼”之后，茫然的人们急欲寻找一个新的精神寄托。
而就在这个时候，李子诚这个在民国建元之后，从海外归来的“赤子”，适时的带着他的“奇迹”与“成就”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且不说其名扬海外于先，办陇海于后，单就是于日人兵见胶澳，沉日人舰队主力，再到身居总理之位，对外力争国权，对内修以民权，再加了看似无可挑剔的行事原则，人们自然而然的对他生出了太多的期待。
而伴随着这种期待的是，就是把李子诚个人给理想化，而正是这种理想化，使得“刺李案”后，外界能够在最初的惶恐不安之中，转而又一致相信——小李总理不会“因私废公”，为国纵死千回亦何妨，怀揣如此赤子之心的小李总理，又岂会行亲者痛、仇者快，掀起内战之事？
显然不可能！
而事实，也未让他们失望，他们看到，搭乘军舰到达连云港的李子诚，并没有去关心“他”的军队，更没有动员没线多达数十万的劳动军团，至于派往各省的内务部队，依然认真的履行着剿匪任务，至于国务院所属机构，依然是依如往日的认真工作着。
对于李子诚，数以千百万的国民，总是怀揣着这样，那样的期待，他们清楚的知道，只要“袁李合作”仍在，那国家，就有富强的一天，至少，这太平日子就不会被打乱。
当他们中的许多人放下心的时候，作为国务总理的李子诚依然呆在连云港，视察着自己的工厂，了解着过去一年公司的各项发展，尤其是技术上的发展，当然，在很多时候，他会有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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