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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争取体面的结束“胶澳事迹”，日本政府事先已接受袁世凯的要求，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逮捕，并移交中国政府。1914年11月8日，从日本友人处获得消息孙中山乘船离开日本。次日，孙中山乘的邮轮达到神户港。神户水上警察署的事务长带警官队登船搜查。船长是孙中山的旧友，
他机警地把孙中山藏在船长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船长问警察长：
“什么事？”
“船长，我们来搜一个姓孙的船客。”
“姓孙的？这佯的船客我们没注意到。”
“中国的前总统逃亡在这条船上，船长不能隐藏呀！”
“不会。”
船长举起一只手摇了摇，接着说，“孙总统我认识他，他从前以国宾身份来日本时我见过他。如果他乘这条船，我不会注意不到的。”
船长随即打开办公室的门让警官们进去。他镇静自若地说：
“请先坐下，我拿名册给你们查对，如果还有怀疑，那就请搜查。”
“船长，我们一方面查看搭客名单，一方面还要搜查，用不了很长时间。”
警察长说。
警官们在船上查了三个钟头，甚至连锚库都搜查了，也没搜出姓孙的船客，只有船长办公室和那间小屋是例外，因为要搜查船长办公室，必须有指挥所的命令，而且船长又事先请他们喝了茶。
孙中山有惊无险，过了这一难关。十天后，邮轮抵达夏威夷，尽管有中国政府的抗议，但是美国政府却无法阻挡身为“出生于美国的美国公民”孙中山的入境，美国政府更没有责任将本国公民移交中国方面，由此，孙中山进入美国得已成功躲避中国方面的追捕。”
1914年12月15日《华盛顿邮报》放入书架——《东方革命领袖的逃亡之路》放入书架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对于孙中山而言，这无疑是他革命生涯中最困难、最感孤独的一段岁月，曾经支持其革命的日本，为结束同中国的冲突，停止对他的支持，甚至要逮捕他并将其移交中国方面，最后迫不已经，他又一次选择了逃亡。
这时候，孙中山他们不仅因为政治上的失利和军事上的失败而负上沉重的心理压力，在生活上也是艰难备尝，甚至连衣食都发生困难。平时，孙中山经常吃红薯，喝红薯汤，生活极其俭朴。
孙中山目睹革命党人流亡异邦，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而自己身为党的领导人却又无力援助，深感内疚。他在给南洋革命党人写的一封信中描述道：“流亡美国之革命党人，经济困窘，衣食亦多不能顾。望南洋党人速筹款相助，以解困境……”
中华革命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困难的境地，国内外支部的改组工作，进展得均不顺利，筹款工作也收效不大。而孙黄两人决裂，欧事研究会的成立，更是导致两人进一步分裂，革命党海内外其筹款陷入极度困难之中。
尤其是“胶澳事变”中，革命党持以同日本合作的态度，更令海外华人怒愤，一时间，革命党于海外陷入极度困难之中，处在这样的逆境中，许多革命党人都垂头丧气，对革命的前途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不过对此，孙中山则不以为然，对革命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他苦劝革命党人，振作起来，恢复同盟会时期百折不挠、屡仆屡起的革命精神，继续为革命事业而奋斗。他告诫他的同志说：“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万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
同时孙中山还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武装斗争方面。他继续在美国四处奔走，筹措军费，组织力量，以策动国内反袁起义，而思想较激进的中下层党人，更是鼓吹实施“暗杀”。
正如晚清时期，革命党人在革命屡屡受挫的绝望情绪下，有一种异样的论调突然广为流传，那就是将那些清廷的实力派官员统统加以暗杀，杀一个少一个，那革命也就离成功不远了。而对于那些思想激进的中下层党人而言，实施政治暗杀似乎又一次成为“打倒袁世凯”的有力武器。
一时间，在夏维夷，这个聚集着数百名革命党人的地方，华文杂志、报纸，无不在鼓吹着“继续革命，暗杀要员”的文章，暗杀是个人主义的革命，也是一种低成本的革命。
不过对于孙中山而言，与中下层党人鼓吹暗杀不同，对暗杀，他即不反对，也不支持，不过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并不介意通过暗杀行动，去鼓励人心。而在孙中山在美国四处奔走，向华人演讲筹措军费的过程中，曾经支持革命的华侨，却是出人意料的冷漠，甚至就连同“致公堂”也对其关上了大门。
“李子诚！”
在旧金山的一栋公寓内，正在书写着文章揭露袁世凯本质的孙中山却突然停下笔来，他看到文章上写出的这三个字，眉头却是一皱。
无论是孙中山或者袁世凯，对于华侨来说都太过遥远了，但是李子诚和他们的距离却非常近，他同样也是侨民中的一员，甚至直到现在，美国的华侨仍然以其为其骄傲。也正因如此，他们在心理上，本能的倾向于李子诚。
无论如何揭露袁世凯的“面目”，可对于那些华侨而言，他们对于李子诚这个“华侨的骄傲”却是信任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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