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台始建，谢瞻为中书侍郎，弟晦为右卫将军。时晦权遇已重，瞻见其宾客辐辏，谓曰：“吾家素以恬退为业，不愿干预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今势倾朝野，岂家门之福邪？”乃以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又谓宋公宜赐降黜，以保衰祚。晦或以朝廷密事语瞻，瞻故向亲旧陈说，用为嬉笑，以绝其言。及宋公即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隆，瞻愈忧惧。至是遇病不疗，临终遗晦书曰：“吾得启体幸全，亦何所恨！弟思自勉励，为国为家。”谢瞻之于兄弟，刘镇之之于叔侄，颜延之之于父子，虽品格不同，而教戒俱有至理。居盛满者，不可不熟味其言。
司马公置独乐园，当春明之际，卉木繁秀，观者咸以钱与园丁吕直，谓之茶汤钱。积十千而纳于公。公却之曰：“吾岂少此哉？”就与之。直曰：“天地间只端明不爱钱邪？”于是尽其钱创一井亭，以便行客。只一不爱钱，可并端明，亦可以醒端明，要非端明不能有此仆也。不意君实秀才之外，复有此一等人。
伍子胥进伯嚭，伯嚭卒谗子胥；殷景仁引刘湛，湛卒抑景仁；韩愈荐李绅，绅卒诋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寇准任丁谓，谓卒陷准；王安石用吕惠卿，惠卿卒毁安石；吕大防厚杨畏，畏卒叛太防；张浚、赵鼎举秦桧，桧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虽然，始之信之，知人固未易也。
宁州频岁饥疫，五苓夷强盛，遂围州城。李毅病卒，女秀明达，有父风，众推领州事。秀奖励战士，婴城固守。城中粮尽，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辄出兵掩击破之。荀崧都督荆州，屯宛，杜曹引兵围之。崧兵食尽，欲求援于故吏襄城太守石览。崧小女灌，年十三，帅勇士数十人，逾城突围夜出，且战且前，遂达览所。又为崧书，求救于周访。访遣子抚帅兵，与览共救崧。又唐崔旰入朝，以弟宽为留后。杨子琳帅精骑数千，乘虚突入成都，宽不能制。旰妾任氏出家财募兵，得数千人，帅以击子琳，破走之。兵凶战危，男子不免为床下伏，奇女奇妾于黄卷中得之，吾独为之一快。
《庄子·逸篇》：浦衣八岁，而舜师之。《战国策》：甘露言项橐七岁为孔子师。古之圣贤必有师，其名见书传间多矣。蒲衣、项橐，诚何如人？《列女传》：睪子生五岁而赞禹。言幼悟者，三子其最乎？桓谭《新论》云：“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咸有天才，皆年七十余，乃升为王霸师”。是皆学行之成于晚者。乃知生而颖异者，世不常有，或遭坎凛而失诸盛年者，犹当晚学，不可遽自弃也。
楚公子微服过宋，门者难之。其仆操而骂曰：“隶也不力”。门者出之。东坡谓事有倒行而逆施者，以仆为不爱公子则不可，以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晋文帝为琅琊王，至河津，为吏所止。从者宋典后来，鞭帝马而笑曰：“舍长官，禁贵人，汝亦被拘耶”？吏乃听过。宋王廞讨王恭，败走。少子华，随沙门昙冰逃匿，使提衣袱从后。津吏疑之，冰骂华曰：“奴之怠，行不及我。”以杖捶之数十，由是得免。袁顗起兵襄阳，不成而死。子昂藏于沙门，将以出关。关吏疑非常人，沙门杖而语之，遂免。后周宇文泰与侯景战河上，马逸坠地。李穆见之，以策鞭泰背曰：“陇东军士，尔曹主何在？尔独住此。”追者不疑为贵人。与之马俱还。是皆类于楚公子之仆者，乃知可以脱人于难，虽倒行而逆施之，未必非良计也。
考亭云：“《西伯戡黎》，看来只不伐纣，其他事亦都做了。若说文王终守臣节，何故有此？只是后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护如此。”其说然否？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孝、多少诚心，委曲至此，便是至德。其伐崇、戡黎，只因纣赐弓矢铁钺，得专征伐。故不道之国，西伯得而伐之耳。然则祖伊之奔告谓何？盖臣子之心，有见于兴亡之会，故因戡黎之事，恐而奔告。虑纣之必亡，欲其改过以图存，非谓文王取纣之天下也。观其奔告之词，只称殷之不德，而不及周，则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王伐崇、戡黎都做了，只不伐纣，是谓曹操东征西讨都做了，只未取汉是一样。然则孔子何私于文王，特为溢美；后人何私于孔子，曲为回护。若以孔子之言未可信，则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或曰武王继文王为西伯，戡黎者，武王也。纣使胶鬲视师，而曰西伯何来？盖武王将欲伐纣，而先戡黎也。若然，则文王之心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则祖伊之恐，徒以其理；使西伯而武王也，则祖伊之恐，明见其势。可恐而卒不如所恐，文之所以为文也；可恐而即如其所恐，武之所以为武也。而考亭于武之伐纣，则曰武王于此自是住不得；于文王以服事殷，却曰只不伐纣。是以文王之不伐纣，反不如武王之伐纣为直截也。失之矣。”
装局取物，俗语谓之设法。受者非惠，与者如弃，谓之白著。王安石新法既行，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出者，诱之使饮。又恐其不顾也，则令妓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争竞斗殴，则又差兵校、列枷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此设法之名所由始也。唐刘展乱纪，元载以吴越州县赋调积逋，郡吏重敛，不约户品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则以人徒围捕，然后薄录其产而中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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