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赫赫有名的巨商之一，云南弥勒人王炽的一生充满了奇迹。曾经，钱王王炽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可叹的是，如今很多人只知胡雪岩却不知有王炽，更不知道王炽所获的冠戴一品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所受荣誉已远远超过晚清时声名显赫的巨商胡雪岩。
王炽究竟有多少钱没有人知道，但他开的钱庄“同庆丰”在鼎盛时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场却是不争的事实。英国泰晤士报曾对百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进行统计，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炽。而且，他是唯一一名榜上有名的中国人。
王炽虽富甲全滇，但却不是一个惟利是图的商人。他重德重义，以德经商。且在经营上不固步自封，善于借鉴世界先进经验，为强国奋争；在个人生活上，王炽富而不奢，始终保持勤俭家风。诚信与德行赢得了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所有人的尊重，成为商界楷模。不仅如此，王炽还仗兴疏财，以财力急国家之急，以振兴地方经济为己任，发展地方实业，热心公益事业。
更让人敬佩的是，王炽还花巨资从法国人手里买回了滇越铁路的路权，使云南路权不受法国人支配。为保护地方工业不被洋人染指，王炽冒险夺标，垫付数十万两白银与官府一同筹办云南铜、锡矿业。为培养人才、振兴地方教育文化，王炽又联合当地富绅筹办“兴文当”后更名为“兴文银行”，将之作为“基金库”，以捐助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云南经正书院今云南大学亦曾得到其资助。
可惜的是，王炽已于一九零三年去世，陈文强未得一见。但接替王炽事业的，他的儿子王鸿图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商业头脑，并继承了王炽热心公益的作风。
“清明过后雨淋头，蒿枝开花鬼发愁。十人病来九人死，一人逃居在山头滇省自古以来便是瘴疠之区，所居百姓苦之久矣。先生奇才，欲研制新药。然舍滇省而择琼州，似为不妥”
时任云南商务总会协理的王鸿图在信中所说的情形并没有错，但他邀请陈文强赴云南研制新药，并愿意捐助所需的全部资金，显然并不明白陈文强要去琼州的隐秘心思。
对此。陈文强以云南地处内陆、交通不便为借口加以婉拒。但同时，他在回信中还是希望王鸿图能予以适当的捐助，并乐观的表示新药的研制比较顺利，如果资金充裕的话，很可能在数月内便有成果。等到新药推出，他将把云南的独家销售权给予王鸿图，以成本价供应药品。
捐助的钱多得一分是一分，尽管资金是不太缺的，但陈文强还是希望得到更多。而且，如果能够与经济实力和经营能力都称雄云南商界的王鸿图结交。以后获取的利益将是巨大的，对于复兴会在云南发展也是很有益的。
而王鸿图的回信显然证明其不仅热心公益，更有着如同其父的经营头脑，以及相当新进的商业意识和不凡的魄力。拟议倡办昆明电灯公司、昆明自来水公司，这样投资难度和风险较轻工业都要大很多的新兴产业，可不是一般的实业家敢于尝试的。
而在当时的社会中，有王鸿图这样魄力和眼光，并且知难而进的民族工商家并不只一个，自从陈文强成立起中德合资电力工程公司，表示出积极意向的便有老状元张謇、红明在中国倾听死人说话并不是疯子。
鸦片战争后，广州对外通商的绝对优势逐渐失落，上海、香港两地迅速崛起，并逐步取代了广州的龙头位置。但由于毗邻香港，近代资本主义的新事物、新观点传入香港后，很快便被广州人感知，经过香港的“一传”，形成一条西学传入中国内地的重要渠道。所以晚清广州仍然是传播西方文明，形成消费风尚，引领消费潮流的南方大都会，也是洋货消费方面最为前卫的城市之一。
而追溯历史，广州不仅是国内第一个亮起电灯的地方，更是国内第一家电力经营公司的创办地。1890年，当时位处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其总督府就用上了一个发电机专门为总督府发电，并鼓励华侨资本家黄秉常在广州设立电灯公司。
可遗憾的是，即使到了电灯公司全盛时期，才供应了七百来盏电灯的用电。由于线路接驳用户自理，电费昂贵，以及旧时电灯高电耗的原因，也导致了一般民众很难接受。
于是，由成功创办到机器折旧、故障困扰，到最后资金短缺而倒闭，中国第一家电力经营的电灯公司只经营了九个年头，在一九年倒闭了。
而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在一五年的结束，让民族工业的生存环境进入了严冬，虽然洋务运动中“师夷长技”的清政府官员们不少是胡乱决策，不停地交学费，但其三十年营造的大环境让不少的人看到了机会，黄秉常只是其中之一，而电灯公司结束经营之后，其人也再无音讯。
张榕轩、陈文强都不是缺钱的人，住处自然不能简陋，早有人打前站，安排了广州头等酒楼天一酒楼。见厅事铺陈五光十色，壁上图画，西式家私，金银餐具无不精美，特别是为求利润及新奇，表现广东人敢“吃”的传统，天一酒楼也搞粤菜中具有独特风味的佳肴。
晚饭很可口，有龙虎斗，却没有什么英雄豪杰之感，倒让几个洋人脸上变色，害怕得“臊腥始发越，咀吞面汗巯”。当然，在陈文强等人的嘲讽和示范下，他们还是鼓足勇气进行了品尝，亦有做出好评，且随后大快朵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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