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无忌神色稍安，徐佑方才的诡辩几乎让他无路可退，这次再次发问，却出乎意料的简单。春秋是经，这是列入五经的定论；可春秋也是史，周王朝和各国都设有史官，春秋既然是孔子依据鲁国史料所著，那自然是史书！
他思前想后，自认没有破绽，以此回答徐佑。徐佑笑道：“哪里有亦经亦史的圣人书？历来经史有别，史先于经，史家的宗旨是说真话，记实事，可孔圣作春秋，不在记录实事，而是写个人对实事的评判，其目的更不在史，而在于用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鉴于往事，以之警醒世人。这样的意义远远高于史学之上，所以称其为经！”
魏无忌斥道：“荒谬！圣人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直书其事，微言大义，如何算不得说真话，记实事？”
“微言大义，其言并非不真，但言在前，而义在后，故而先史而后经。春秋只可为经，不可为史！”徐佑不等魏无忌反驳，道：“郎君以为，《史记》可为史吗？”
魏无忌想也不想的答道：“当然是史！”
徐佑顿时笑了起来。
魏无忌猛然惊醒，他已经猜到了徐佑的目的，可又没有办法阻止。果然听徐佑道：“太史公言：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连他都认为《史记》和《春秋》截然不同，魏郎君既说《史记》是史，那《春秋》自然非史！”
“这……这……”
魏无忌终于讷讷不能言！
唯物辩证法的厉害就在于此，先下一城，徐佑趁不急不躁，再问道：“左传是注还是史？”
魏无忌已经没有了刚开始的自信，犹豫半响，道：“是注本！太史公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因春秋而成左传，当为注本！”
“郎君又错了，左传原该是史！”
魏无忌脸色有点发白，拱手道：“愿听郎君教诲！”言语中已经透着几分尊敬了。
“孔圣修经，以一己之见来褒贬善恶，类例分明;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以日系月，并没打算扶助圣言，缘饰经旨，和太史公相似。所以，孔圣所以为经，当与《诗》、《书》、《易》等列;左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徐佑掷地有声，断然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并非为了传《春秋》而作，所以该当是史，而非注！”
围观的回廊里立刻响起热烈的叫好声，纵然有些人不是太懂春秋，可两人的辩诘并没有过于晦涩的地方，言简意赅，直指本心，却也把各自的观点说的清楚明白，让人一听就知高下。
魏无忌的额头已有汗珠滚落峨袍，挺拔如松的上身也不经意的弯曲了下去，尚没有真正的开战，登台时的斗志已被徐佑的无双辩才消减了八成。
不能再让徐佑牵着鼻子走了！
魏无忌果断转移话题，道：“你我今日辩春秋，无须在这末等枝节上耗费心力，春秋为经也好，为史也罢，终归要深谙其旨，明达其意，才可以算得上通晓。郎君欲作《春秋正义》，我来以经文质询，望不吝赐教！”
接着洋洋洒洒，尽挑那古怪刁钻的偏僻知识点来提问，幸好徐佑为了今日早有准备，自身的学识在，又有何濡、清明这样的学究天人之辈相助，倒也应对了下来，虽然没有开始那么轻松，但至少场面上很过得去。
如此连续问了十三题，徐佑一一作答，没有被魏无忌难住，眼看他词穷，徐佑笑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只问郎君一题，若答得出，今日便算你胜了！”
魏无忌晓得这一题非同小可，神经绷紧到了极致，双目凝视着徐佑，道：“郎君请讲！”
“春秋记事，开篇说春王正月，此正月为何月？”
就像准备了三千斤的巨石砸入深不见底的水潭，却只溅起了一朵小的不能再小的水花，魏无忌打死也没想到徐佑会问如此简单的问题，呆呆的愣了回神，心中满是狐疑，这才答道：“春王正月，即为建子月！”
“请指教！”
“王者革前代、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变人视听。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殷以建丑之月为正，周以建子之月为正。三代异制，正朔各有不同。”
所谓的建寅、建丑、建子，是说斗柄所指的方向，夏代既以建寅之月为岁首，那么建丑之月于夏历则为十二月，建子之月于夏历则为十一月。殷革夏命，要改正朔，于是不再以正月（夏历）为岁首，而是以十二月（建丑）为岁首；周革殷命，也要改正朔，于是以十一月（建子）为岁首。以此类推。
徐佑摇头道：“我以为不然！孔圣作春秋，实则是以夏时冠周月！”
“什么？”
魏无忌勃然失色，竟从蒲团上一跃而起，往前三步方生生止住身子，颤声道：“郎君所指，孔圣篡改了正朔吗？”
与此同时，回廊中也响起阵阵惊呼，不少儒生跟着站起，面色皆变！
说起这个问题，牵扯十分的广泛。比如殷人或周人在改了岁首之后，称他们建国的第一年第一月时，是说“元年十二月”或“元年十一月”呢，还是称“元年正月”？前者即所谓“改年不改月”，后者则是“改月”。
除过改月，还有改时。夏历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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