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要讲原则，原则就是规矩，没有规矩则不成方圆。做事还要讲灵活，灵活是方法，缺少灵活常无法将原则真正地落到实处。灵活以实现原则为目的，灵活的原则就是讲原则，不可以没有原则地灵活。做事只讲原则，不讲灵活，就会犯左倾的错误，做事只讲灵活，不讲原则，就会犯右倾的错误，这都会给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害。
日薄西山的日军不甘心失败而变得更加穷凶极恶，民穷财尽的根据地军民因民族大义所在而变得更加众志成城。双方打得精疲力尽，而又苦苦纠缠在一起，不死不休的战斗，舔舐伤口后的还击。没有人问持久的抗战何时是一个尽头，但都坚信胜利一定属于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不是吗？黎明前的黑暗即便是再黑暗，毕竟胜利的曙光已经初显。
民国三十四年初春，石邑县抗日进入第九个年头。随着日伪的残暴统治和强力盘剥，生产停滞，经济一落千丈，各种货币充斥：**、法币、冀南币之外，还有日军发行的兑换遥遥无期的军票和日伪政府卯吃寅粮使用的预征条和各种名目的借条，人们都知道这不过是废纸一张的白条－－－－说白条不合适，还毕竟盖着日伪政府的血红大印。石邑县人民无论是根据地还是沦陷区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几乎人人都受到过瘟疫的肆虐，身上有斑疮，还寄生虱子和跳蚤等所谓的“革命虫”，且人人面黄肌瘦；缺衣缺粮缺药缺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具。建立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小农经济的破产，导致以修德劝善为主体的乡村道德的日渐沦丧，导致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日益疏离，导致以乡绅领导农村的统治结构不可避免地崩溃。这难道不是凤凰涅盘的预兆吗？这难道不是一个新世界即将形成的标志吗？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更激发了最后的疯狂，为了搜刮战争物资还丧心病狂地在日占区大量扩种罂粟，使本来的粮棉区变成了一片火红的海洋，大量挤占耕地的结果就是粮棉不继，昔日石邑县的“粮棉仓”粮食短缺，更不用说接济山区缺粮区的根据地了。变本加厉的是，为了“以战养战”大批从敌占区强征劳工，大量劳动力离开了耕地，被强制送往矿山和工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小孩。雪上加霜的是，日伪政权为巩固统治大量招收汉奸、地痞、流氓、烟鬼，到处捕捉抗日分子，指鹿为马，诬良为盗，绑票勒赎，还收取各种名目和没有名目的的苛捐杂税。最后为掩盖即将灭忙命运的恐惧，向西山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灭绝人性的“进剿”。
面临黎明前的黑暗，抗日县政府召开县参议会和乡绅大会，王致虞县长向社会各界呼吁，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共克时艰，驱逐日寇，“恢复汉官威仪”。为了从敌占区得到粮棉、食盐等物资，拿出冀南银行的保证金－－－－银元，通过秘密渠道购买。为了动员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变武装工作队为宣传工作队，到敌占区开展策反工作。面对鬼子的“进剿”，则采用游击战术与之周旋，并相应歼其一部补充枪支弹药。最重要的举措便是组织耕种互助合作社，大力发展生产。
百忙之中的王致虞还主持了石邑县开天辟地头一回的集体婚礼：新郎和新娘大多是石邑县各级政府的中坚力量，也大多来自天南海北，由于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来的，志同道合的有知识有能力的青年男女，在战火中结下的深厚战友情使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为此，王致虞还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人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大都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座右铭，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工作中来的，讲艰苦朴素，献身革命毫无二话，讲个人享受，一己之私是万万不可的。王致虞只好耐心大讲抗战即将胜利，革命还要有后继人来加以开导，他们都愉快地加以接受，毕竟他们这些人都是相对意义上的“大龄青年”了。三十三对新人的婚礼场面是空前热烈的，席面是特别寒酸的，仪礼是简朴大方的。三十三对新人骑着老三团骑兵连的高头大马夸街之后，便是三天每天三开箱的大戏。之后，他们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抗战胜利后，他们大都离开了石邑县，有的北上、有的南下、有的西进，在九死一生之后，在祖国的大地上开枝散叶。在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曾经身居高位又故地重游的他们，谈论最多的便是曾经的导师一般的老县长王致虞。
操办过这件大事之后，王致虞按照上级指示开始了工作，并亲自去抓瓦解伪军的工作。或许是认识到日本鬼子早晚完蛋，或许是觉醒了民族大义，或许是要为自家留一条后路，或许是震撼于王致虞的个人风采，在通过同乡同学、同宗同族、转弯亲戚等多种关系的连结下，第三封锁线上十五座炮楼的伪军小队长都秘密拜会了王致虞并送上粮食和子弹。在秘密会晤之后，根据地上层欣喜地发现，这些人大都是秘密党员。而负责第三道封锁线的伪军大队长文有道则是三八年入党的老资格。为此，王致虞特别向上级申请成立了敌占区特别支部，统一领导分化瓦解敌占区伪军上层工作，随后，喜讯频传，另外两道封锁线上守卫的伪军上层纷纷表示在合适的时候弃暗投明、戴罪立功，就连特务队后队队长郜德成也有意反戈一击。工作的顺利开展，让王致虞七分喜悦三分担忧，将情况上报之后建议上级派遣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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