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争出人意料地将战场指挥权交给了施琅。
他对施琅说，“此战败局已定……所以，你别怕打输，本王对你只有一个要求，打痛敌人，让他们在此战之后，想起今日之战，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如此，本王便记你一功。”
施琅默默抱拳一礼，出舱接替了吴争指挥。
……。
施琅的性格，其实不完全属于莽撞，恰恰相反，他属于闷骚型。
因为他的投效，郑森无法再象史书上那般杀他的父亲和兄弟。
郑森不敢，确实不敢。
连多尔衮都不敢轻易杀死沈致远和钱翘恭，郑森又怎么敢杀施琅的父兄呢？
不是吴争有多可怕，吴争最多力敌三、五鞑子，再多恐怕也是饮恨沙场的份。
但吴争背后，二十万北伐军就是最大的后盾。
北伐军的构成和编成，与此时的所有军队不同。
以营为壑，营是基本单位，并非作战单位。
营，可以是千人，也可以是万人，甚至数万人。
营，只是一个容器，装盛兵员的容器，它的主将是都指挥使。
都指挥使的主要职能，是练兵，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一军统帅。
这不是吴争的首创，事实上，欧洲，特别是英吉利人，首先开创的是团的概念，与北伐军的营编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也不尽相同，吴争有了一定的改良。
北伐军真正的掌军者，是各卫指挥使，他们不参与练兵，却掌握着真正的军权。
曾经张国维、方国安等人提出过异议，认为这种方法会受将不知兵，兵不识将，从而使得战力大减，非善战者所不为。
但事实证明，吴争的改良是正确的。
之前的冷兵器战争，崇尚个人武勇，譬如古之无双吕布、关二爷等，他们就是贵族战争的典型代表，寻常人不用说能不能吃成他们的体态，就是寻觅象他们一样合适的兵器，恐怕倾家荡产都得不到。
那里的战争，就是有钱人的战争，普通民众只是挥旗吆喝的本份。
可如今的北伐军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就象是后世流水线生产出的产品。
一样的思想文化教育，一样的体能、战技训练，除了天生的体格，别的，没有什么不同。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句话，被吴争以铁石勒碑，树立在军校大门处。
所以，北伐军能做到兵不挑将，将不挑兵。
这彻底颠覆了之前兵随将走，武将挟兵自重的天生缺陷。
这一路的北伐，证明了吴争的正确，方国安所率军校兵团，和陈胜所率原沥海卫，他们的汇合可谓水乳交融，完全找不出一丝小山头的味道来。
所以施琅虽然新附，可对舟山水师的掌控，却是得心应手的，因为士兵在乎的不是自己是不是施琅的嫡系，在乎的唯有施琅是不是舟山水师总兵（指挥使）。
施琅闷骚，说得是他的性格。
他喜欢标新立异，这在之前，受郑森不喜而被压制。
可现在，吴争虽然不信任他（这是明面上的事），但吴争确实给了他自主的权力。
当然，这权力吴争可以随时收回，也不象郑森处，一旦授以一支军队，那这支军队从此姓施。
如果施琅敢于临阵倒戈，那么有一点可以肯定，他麾下将士，必定哗变。
北伐军忠诚的对象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吴争为代表的大汉族利益。
其实这句话并不准确，原话是，北伐军忠诚的对象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国家利益。
吴争很贼，吴伯昌更“贼”，他偷梁换柱，加上一个的定义，那就是，以吴争为代表的大汉族利益，听起来并无区别，此时的大汉族利益就是国家利益，但，谁能保证，未来的国家，还姓朱？
当然，民众是分不清楚的，士兵们也分不清楚。
能分清楚的，是那些饱学鸿儒，但他们，从来不是吴争所赏识、重用的人。
施琅不是饱学鸿儒，他其实是个二憨子，所以，在他的脑海里，当兵吃粮、用命换功，天经地义，他要立功，就得拿命来换。
这种思想“觉悟”之下，施琅从根本上不认为吴争将战场指挥权让渡给他，是一种“赏赐”，他感到的更是一种责任……不，不全是责任，更多的，是一种考验。
所以，施琅决定，拿命来回报吴争的“信任”，这是一种热血上头的负气？
施琅下达了命令，他在此战中唯一的命令——进攻！
这与吴争的思想，几乎是一脉相承，但……更决绝！
施琅此时的瑞安号旗舰，冲在主力舰队的最前沿。
这让王一林非常恼怒，这个半路投效的二五仔，真他x的不知“礼仪”。
王一林的恼怒，与张名振的不甘落后有着天壤之别。
一个是针对施琅个人，另一个是考虑全局。
事实上，水师上下，没有任何一个将领或者水兵，还期待出现奇迹，得到这场海战的胜利。
但也绝对没有一个人，会去质疑吴王殿下的总攻令。
这就是新军与旧军的区别，区别在于两个字——信仰！
没有信仰的军队，是没有灵魂的。
当然，此时北伐军将士的这种信仰与后世不同，差别在于，后世的信仰是人主动的、可以选择的，但此时，除了心中的敬畏，剩下的，恐怕只有盲从。
与时俱进，不如退而求其次。
吴争绝不认为，这时的民众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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