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嵩的确是深谙为官之道，前后不到一年，便官复原职，顺带着举曹洪为孝廉。曹嵩给儿子写信，询问曹操状况，曹操却称有更多事情要理顺不想这么快重归宦海。
实际上曹操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机会，又或者他觉得自己还不够强大，总之他选择了暂时“隐居”在谯县。
光和三年（180），曹操受到朝廷征召，任命为议郎。这之前，包括王甫在狱中去世，主要是由于阳球侦办他的案子。随后，灵帝刘宏又将阳球一干人等处死。曹操在谯县听到消息，十分震惊，意欲上书皇帝，指责其残害忠良。却偶然听到丁氏说起“鸟吃稻子，固然有错，可若无稻可食，鸟必绝矣。”曹操恍然大悟，此间道理，虽粗陋，却当真讲出人间道理。
此后，曹操随屡有建言，却也是点到即止。他知晓，重要的不是自己说的有多诚恳，而在于当权者如何看待这个事情。灵帝不是傀儡，他要操控自己的国家，自然不能将大权旁落。
此间曹操不务实干，重在慕名。对外讲究修睦，对内主张讲信。闲暇时段，曹操忙于批注兵法，研究诗韵。因此虽然官路一路毫无建树，却也没有树大招风，引来杀身之祸。
曹操采取中庸之道，倒也颇为受用，既不出头，也不落单。其实身在其中往往不知道前方会发生什么，他亲眼见过宦官下朝后喜笑颜开请大臣做客饮酒，晚饭时分，该臣子便身首异处。虽然曹家颇有根基，不过这般惊悚的场面接触的多了，难免心生寒意。
光和六年（183），破有一股鼎盛之意，灵帝曾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也难怪十常侍纵横跋扈。实际灵帝此番作为大有目的，十常侍中，本身就有各派系，可相互制衡。而且宦官没有子嗣，培养这样的人在身边办事，用着方便，弃之省心。
只是人多了，什么林子都会有。况且地气难以直达天庭。灵帝也不知道十常侍的蝇营狗苟。议郎也碍于淫威，哪有几人敢上书弹劾？弄不好奏章皇帝没看到，自己脑袋先搬家了。于是世风日下，也是有迹可循。恰巧天灾人祸，粮食收成不好，百姓吃不上饭，也就难免怨声载道。曹操看出了端倪，可以说朝廷之上有很多人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却无人敢对症下药。十常侍其实也个个都是人才，否则只凭油嘴滑舌、处处钻营也不能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是意识到了问题，却都不愿抛下自己的利益去做些挽救。皇帝本来就不富裕，手底下“富翁”又没人乐意出钱出力，都指望着别人卖力，自己收稻。也就难免最后崩盘。
当时百姓传颂有一神人，专门救苦救难，号曰大贤良师。曹操曾在现代接受过现代教育，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的无神论者，却警惕的觉得事有蹊跷。于是常打探出外做官游学的友人。大贤良师所谓何人。
乖乖~~，一打听这大贤良师可是不得了，有呼风唤雨之能，懂阴阳术数之道。救苦难之黎民，施钱粮与民众。曹操听得多了，倒也不以为怪，反以为常。只是他愈发感觉此人其智不小。倘若只为济灾救世，大可不必故弄玄虚。倘若只为图名夺利，却又不是此番作为。总之此人有点意思。（细数曹操也在这个环境下呆了二十多年了，你还能记得二十年前看的书、其中的内容吗？而且我们仍旧每天接触汉字，偶尔焕发曾经的记忆。所以曹操此时也没有想起一点关于此人的信息，或许他压根就不想去想，因为头疼。）
有的时候，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不在源中心，所以错过了，也很有可能。就好像十常侍败坏朝纲，边境屡遭侵犯，我们却偏居一隅，忽略了些许故事。
光和六年是个难捱的岁月，这一年倒是没有什么不寻常，西羌依旧战事连绵，赋役过重，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就这样步幅蹒跚的前行着。洛阳城在一片安逸当中，似乎丝毫感受不到周围凝重的气息。
洛阳城太大了，以至于这里面像一个独立王国，外面饿殍遍野，里面依然可以笙歌曼舞。虽然此刻的大汉王朝还没有沦落到这个地步，只是宦官的贪婪，百官的吹捧，仿佛大汉王朝此刻仍然停留在太平盛世。一日，关外传来了战火的消息。羌人又一次反叛，只不过这次比以往规模大，人数多。
皇帝刘宏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心就凉了。倒不是因为战事，他不怕打仗，只不过自从他登基以来，就没有几天消停日子。先是党锢让他费尽了心事，后来又经历了宦官发动的政变，之后又有第二次党锢，以及宫廷内部不断的争斗，以及刘悝冤案，让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压根就没办法做这个国家的决策者，他试图用“书法”让自己遗忘生活中的烦心事，只可惜“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其实他不明白，虽然他不能左右所有的事情，但倘若他明白了围着他身边转的人有多惶恐。或许他就不会这么难受。当然刘宏也是个聪明人，至少他是个聪明皇帝，他不会让某个人一家独大，将自己取而代之。他曾亲眼见证自己的亲信王甫、曹节如何支离破碎，又在他自己的授意下处死阳球这一个“酷吏忠臣”。所以在他的心中，离别早已习惯，他只想抓住能留下的。所以耗巨资修建西园也就不难解释了。只可惜内心膨胀的人，早就看不清世界，他如何知道帝国的命运，想必也不会这样挥霍。不过说什么都晚了。
总之听到战火的刘宏，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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