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后世而言。“变礼易乐”与“移风易俗”，其意略同。
然于时下，却判若鸿沟，不可同日而语。
变礼易乐，为不从之大罪。不遵祖宗礼乐制度之诸侯，天子罚其流放。
移风易俗，却是安邦之道。
《礼记·乐记》曰：“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荀子·乐论》亦有：“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
其中义理，一言蔽之：礼不下庶人。
《礼记·曲礼上》：“国君抚式，大夫下之；大夫抚式，士人下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儒宗注曰：“礼不下庶人，为其遽於事，且不能备物。刑不上大夫，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注①）’，不在刑书。”
于汉室而言。顺下而为，称“幸”。仰逆逢迎，称“侍”。
又谓“卑不谋尊”。蓟王以王后礼聘，二宫太皇，儒宗定罪：变礼易乐。有理有据，天下信服。
换言之。蓟王与二宫太皇之婚，违礼。
《礼记》：“昏（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周易·序卦传》：“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足见婚礼之重。
正因。两汉四百年，并无汉家帝后下嫁藩王之先例。更无行太后下嫁之礼法。故判蓟王变礼易乐。定不从之罪。不从，逆也。
于是，君流。
安乐舍中，张济窃问，王上何时君流。
崔相答曰，王上已定九九重阳，大婚之期。若不下《罪己诏》，悔婚二宫太皇。最迟十月末，当出行。流徙十万里。
张济，幡然醒悟。事有转圜。
然崔相却断然摇头。言，我主言出必信。信而无悔。
张济默然。
倒是太傅杨彪，出言宽慰。先前，蓟王率军征讨身毒，亦满载而归。此去纵远隔十万里，亦不过三载之期。蓟王春秋鼎盛，又修仙门长生之术。若以百岁计，足余六十载，光阴可期。
张济深以为然。
酒足饭饱，酣然入睡。
翌日，王宫车驾列队舍前。官婢服侍正副天使，洗漱更衣。列队出馆，由北宫御道入宫。登灵辉大殿，宣天子《上蓟王尊号诏》：
“高祖曰：‘人之至亲，莫亲於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於子，子有天下尊归於父，此人道之极也。’前，黄巾播乱，九州摇荡；兵革并起，万民苦殃。后，贼臣陵篡，扰动戎夷，续以京师之乱，二宫流血，王室大坏，方夏幅裂。幸有阿父，以辅汉大将军，被坚执锐，亲帅士卒：诛逆贼，平暴乱；攘四夷，定江山。汉室三兴，天下始安。今上尊号曰‘太上皇帝’，加‘无上将军’。”
“臣，奉诏。”
待蓟王奉诏。入后殿，更换太上皇帝冕服、印绶。携皇帝仪仗入殿。
群臣叩拜，三呼万岁。
太上皇帝，命中书令荀采诏曰。
尊范太后，“太皇太后”。尊公孙王后，“太上皇后”。尊秦后、甘后，称“太后”。贵妃称“太贵妃”。王妃称“太妃”。美人称“太夫人”。
太上皇帝，自称“朕”，尊称“皇上”。家臣尊“主上”，称“臣”如故；尊天子“少主”，自称“臣下”。
又诏，今已过半，不宜改元。明春改之。
立左右太宰（宰相），太师、太傅、太保三上公，大将军，并九卿，诸署寺。
择日，迁都长安。
《韩诗外传》曰：“三公之得者何？曰：司马、司空、司徒也”，“以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九卿”。
为有别于，甄都朝廷。太上皇廷，皆尊“上”字。三公称“上公”，九卿称“上卿”。
太上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太上九卿为：少师、少傅、少保、少宰、大宗伯、大司徒、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
比起董侯，一日仓促，多有不足。
中丞贾诩等人，早已谋定而后动。
洋洋洒洒，不一而足。
太傅杨彪，闻之汗颜。
蓟国吏治之健全，远非甄都汉廷可比也。
知微见著。儒宗判蓟王“君流之刑”，海内无不信服。
旧貌新颜，皇权在握。
河北普天同庆。四裔与有荣焉。
太上三公九卿，蓟王亦有心仪之人。择日再宣不迟。
毋需急于求成。
闻皇上欲迁都长安。临乡吏民，心生波澜。蓟都尹娄圭，早有准备，遂张榜安民。言之凿凿，皇上必乃长情之主，必不会弃尔等于不顾。
长安乃前汉旧都。刘备西征，曾亲临城下。谓之“天空之城”。试想，五十丈高台之上，再起危楼百尺。煌煌天汉，何等气魄。
京兆尹，酒雄刘陶。广募大国能工巧匠，历年修造不断。非但修旧如新，更堪比前汉气象。为太上皇帝之都，可谓实至名归。
既言择日迁都，必不急于一时。
百官料想。必是皇上，君流归来。再迁回旧都不迟。
三载之中。可将太上皇廷，逐次搬迁。天下俊才，齐聚西都，为时不远。
话说，蓟国二千余万国民。即便迁出半数，亦足可填满关中，复兴八百里秦川。
迁都长安，乃太皇刘备，深思熟虑。毕竟，蓟王乃出前汉宗室。亲疏不论。既三兴汉室，当再续前汉宗庙。长安为前汉旧都，蓟王立为太上皇廷，正当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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