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坐上了回乡的火车，准备两天后参加张启明的葬礼。
我家乡这里自古交通闭塞，人烟稀少，当年日本鬼子肆虐大江南北都没光顾这里。四九年解放之后尽管条件有所改善，但到现在也只通了几趟绿皮车而已。所以回程足足要花四五个小时才能到。
目下并不是学生和民工返乡的高峰期，可车上的人仍然多得让你想骂娘，而我买的又是一张无座的站票，只好和七八个人挤在过道里，呼吸着混杂了汗臭和脚臭的空气，感觉自己就像又坐了回猪车一样。
好容易挨过两站，车厢内终于有点儿松动了，我这才找了个位子坐下。本打算眯一会儿，但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不由自主的浮现出前天晚上和张启明喝酒的情景，还有他发来的那条奇怪的短信，但所有这一切全都毫无头绪。
尽管这几个月来我早已习惯了这个世界上的确有鬼怪存在的事实，可心里却仍然毛毛的，而我现在回乡参加葬礼，也已经违背了张启明所谓“不能出远门”的警告。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遇上这种事不回去又不行。
经过五个小时的车程，我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下车之后，只觉得心力交瘁。
转过两条街，来到一条幽深的巷子，巷子的尽头就是我家了。
当我推开家门的时候，看到母亲正坐在院子里边洗菜边抹着眼泪。我叫了一声，她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换作欢颜把我迎进屋里，父亲也从楼上走了下来。
两人一开口就说我黑了瘦了，这么大了还不会照顾自己。然后话题马上又进入了老生常谈，诸如现在工作有没有转正的机会，如果没前途就回家来，还有便是问我在城里有没有合适的女朋友之类的，却一句也没提张启明的事。
我对这样的话题却一直很抗拒，每次都是想办法搪塞过去，这次也不例外。于是就推说在车上累了，想去补个觉，然后赶紧上了楼。
其实我哪有心思真的睡觉，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绝对足够杀死我一大半脑细胞的，光想想就觉得头大如斗，只好躺在床上发愣，当晚连饭都吃得食不甘味。
饭后我又陪父母说了一会儿话，见他们还是绝口不提张启明的事，便起身上楼睡觉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我先出去订了个花圈，然后和父母一起去了张启明家。
刚进大门，就看到他爸妈瘫在沙发上哭得死去活来，身旁的亲友怎么劝也劝不住，毕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打击对每个老人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我看了也不禁鼻子发酸。
这时只见一个年轻女人从里屋走了出来，手来拎着个大提包。她眼圈红红的，还带着泪痕，显然刚刚哭过。
我认得这个女人就是张启明的姐姐张启迪，比他弟弟大了四五岁。由于我是独生子，又跟张启明情同手足，所以从小就跟着他一起叫姐姐。
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姐姐相当能干，中专毕业后就只身到大城市闯荡，成了一名北漂族，并且站稳了脚跟，后来就嫁在了当地。现在人比原来漂亮的多了，气质品位也跟从前不可同日而语。
这时只见她走到父母面前说，爸，妈，我到医院去给明明换衣服了。
我妈一听，赶紧让我跟着去帮忙，还叮嘱我一定要听话。
我上前接过张启迪手里的提包，便跟她出了门。
外面的阳光很毒很辣，晃得人有些目眩。
她和我就这样一前一后的走着。
面对眼前这个浑身prada套装，连口音都变了味儿的女人，我不自觉地就想敬而远之，那种自卑感比和张启明在一起还要强烈。
这时张启迪突然停住脚步，从身上掏出一支细长的女士香烟点着，抽了一口，然后让我不要老在后面走，过来和她说说话。
我走近了两步，但还是刻意保持着距离。
她也没在意，就问我既然要到外地闯荡为什么不联系她。
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张启迪轻笑了一下，好像看穿了我似的，但却没有明言。
我们两个就这样沉默了片刻，她才继续说，这次回家本来为了帮张启明张罗结婚的事情，本来一切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临动身时她还在电话里和张启明开玩笑，说如果自己不回来看着他，说不定就要出乱子了。结果没想到竟真的出了事。
说到这里她忍不住悲从中来，又开始低声啜泣。
我知道她现在还无法接受弟弟的死，只能温言劝慰。
过了好半天，张启迪才慢慢收住哭声，忽然换了副冷冰冰的的表情看着我问，晓彬，你说实话，明明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家里？
我没想到张启迪会突然变得疾言厉色，听她这话的意思似乎我和张启明背地里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就是因为这样才导致了他弟弟的死亡。
这实在让我有点儿莫名其妙，难道她忘了我和张启明已经几年没见面，而且自从高中毕业之后就很少有什么联系了吗？
于是便直截了当的告诉她，我们两个电话都没通过几次，能有什么瞒着家里？况且她就算信不过我，难道还信不过自己的弟弟吗？
张启迪这才叹了口气，放缓的语气说，晓彬，姐心情不好，话说重了你别介意。
我心里还有点儿不爽，于是就问她怎么会突然这么问，是不是听信了什么人的闲言闲语了。
张启迪又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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