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县的南部，有一座江边小镇，坐落在淮河沿岸，因为这里盛产淮河沙，又地处县南，所以被称之为南沙镇。
自古以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从河里开采上来的沙子可以卖钱，这不但养活了一方百姓，也是整个小镇的支柱产业。
但是就在全镇老百姓都淘沙采沙贩沙的大背景下，却有一处小村落，显得有些与世格格不入，村里的人丝毫不染指沙石买卖。就在小镇的北边，淮河岸边，远离城镇，那是一个屁大点的村子，叫秦家口，只有寥寥十来户人家。那里是浅水区，每逢干旱，河床都会裸露出来，呈现出令人触目惊心的龟裂纹。
村子比较封闭，不合群，也很排斥外来人。不过一般也很少有人愿意到这来，平日里整个村子显得即宁静而又孤寂。但是有一类人，却是时不时的会进出村子，他们要么抬着一口棺材，要么背着裹尸布，有本地的，也有外地来的。
在外人眼中，那就是一处穷乡僻壤，住着一群神神鬼鬼的人，整个村子都散发着阴森诡异的气息。
文化大革命时期，那里毫无疑问着实是重点打击对象，在红卫兵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村子也付出了一条人命的惨痛代价，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而我接下来要说的故事，就要从这个无人问津的小村子说起，那里是这一切发生的源头。
我叫司徒通，本不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只是命运弄人，才让我与这个村子产生了割舍不断的紧密联系。
据我养父所说，我是从淮河上游漂过来的，他当时捞我上来的时候，我只有三个月大。
是的，只有三个月大，放在一个小木盆里，身上只有一件铜质的貔貅挂件，和一张写着我生辰八字以及姓甚名谁的字条。我的大名，就是当时纸上写的，老爹为人憨厚本分，遵循认祖归宗的人文情怀，他也没有让我改姓。
我的养父姓秦，和秦家口的所有人一样，都姓秦。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一家人正好出船在江河里，所以他的父亲为了图省事，就直接用淮河给他做了名字——他就叫秦淮河！
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和南京城里那条，因为一群女人而闻名天下的古老河流重名了。
都说秦淮河的女人，风情万种，自古以来撩拨了多少文人墨客的心弦。但这样一个极富fēng_liú意境的名字，却并未给我的养父，带来任何一丝一毫的情运。
他终其一生，孤苦伶仃，一生未娶，只与我这个从淮水中捡来的“儿子”，相依为命。
不过我后来才知道他没有老婆的真正原因，那是一种冥冥中附加在他身上的枷锁，一种牺牲，为了村子，也是为了整个老秦家。
我的生活听起来好像很凄苦，命运也有些捉弄人，因为这个村子不同一般，里面的人都从事着一些见不得光的买卖，所以我从小几乎就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我在十六岁之前，是没有上过学的，识字读书，和村子里其他的三个孩子一样，都是老族长教的。其实说白了，就一句话——村子，就是我童年的一切！
由于我不是秦家口土生土长的秦家嫡系，是从河里捡来的，所以和村里另外三个孩子不同，我每天只需要上半天的“课”，因为下午的“课”，我是没资格学的。
长大懂事了以后，我才知道老秦家是一代通灵世家，家规严谨，传承的技艺和本事，绝不传外姓人。就连收养我的老爹，也不敢造次，谨遵祖训，从来没有跟我透露过老秦家通灵方面的秘事。
后来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10年文革终于在千万人的泪眼企盼中，落下了闹剧的帷幕。村里人干的买卖，即使仍旧拿不上台面，但最起码管制的松了，只要不是太过张扬，也没人会动不动就上村子抓人去批斗。
我就是在那一年背井离乡，外出闯荡的，而我那一年，才刚满十六岁。
以前管的紧，怕我出去乱说话，坏了村里人的事。现在开化了，新中国沐浴在一片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村子里除了老爹以外，其他人也懒得管我了。
我在外面漂泊了四年，干过的活计可以说是涵盖了三百六十行，只要能糊口饭吃，就没有我没干过的事儿。
因为从小的半天“课”，让我几乎除了认得几个字以外，可以说是一无是处。老爹年事渐高，我也一天天的长大成人。他寻摸着，如果不让我出去学得一技之长，以后在这世上恐难立足。
可能是为了磨练我，临走之时，老爹眼中噙着泪狠心的放下话——如果不混出个人摸狗样，就别回来了。
在外漂泊的日子虽然清苦，却也落得个逍遥快活。我后来凭着一身苦力，任劳任怨，加之遇上了一对好心的老板夫妇，总算是停止了飘摇的步伐，扎根安定了下来。
那对夫妇是美籍华侨，响应改革开放的号召，归国支援建设的商人。他们在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开了一家配件加工厂。我原先是干杂活的，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机缘巧合之下转做了学徒工，跟着师父后面学起了车工。
现在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那个年代，车工啊！那绝对是超一流的技术工种，车床都是德国进口的，一般人别说让你上了，连碰都不让你碰。
那时候跟我一个师父下山的小王，就因为家里穷，二十大几了还一直处不到对象。可就是因为上了车床，当上了一名车工，哎呀我去，那给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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