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的这一业，心上有一种说不出的痛！！！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
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３４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１９４６年１月至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
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
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
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２o万人以上”的裁定。
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
“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南京沦陷至１９３８年２月５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
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
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
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１９３８年２月１o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
他于３月４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
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３月４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
史迈士教授在其１９３８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１９３８年３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
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qiáng_jiān一女孩”。
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国人所作之记述。
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位医生于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５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１９３８年８月之《西京平报》。
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
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
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
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
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
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１９３８年３月初入南京城，６月３日逃离南京，著有《沦京五月记》，连载于１９３８年７月的汉口《大公报》。
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
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１９３８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３月中旬以后，屠杀和*的程度逐渐减少。
可以说三月中旬到５月底是“小屠杀”时期。
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１９３８年５月份埋葬８o６人的记载。
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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