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发现早，听医生讲，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可是周恩平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手术，非得动刀不可了。动刀子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那天，周恩来处理完桌上堆积的一叠叠文件，立起身，摘下了和某些工人做工时戴的毫无两样的袖套，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光在上边停留几秒，胸脯忽然一下大起伏，脸孔便转向一边。接着他又在屋中立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当他的目光在墙壁上的图表和办公用具之间留恋往返时，我的心突然战栗着抽缩起来。
二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那是1975年年初的一天，专家们又为周恩来做了一次手术。包扎伤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转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淡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微微抽动着，发出微弱的讷讷声：“叫，叫李冰同志来。”“嗯，李冰轻轻应着，侧耳俯身，贴近周恩来的唇际。于是，周恩来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便直触她的肌肤耳膜，从她心房唤来了春雷一般的隆隆回响。“云南，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周恩来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李冰用力抿紧嘴唇、点头，防止泪水盈眶。她翕动着鼻翼，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她不敢久留，把头一扭，匆匆退出手术室。
一进走廊，李冰猛地张开嘴，压抑已久的泪水便如决堤的小河一样流泄下来。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更虚弱了。
他刚能下地，便又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工作。1975年5月的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曾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想用几句轻松的安慰话搪塞过去。
周恩来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忽然坦然地笑了。
他长长吁口气，渐渐收去笑容，换上一种严肃神情，重新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
即便是名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做戏了。医生眼里陡地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极轻地说出一声：“不用说了。”
6月间的一天，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所有医生的劝告，理发修面，拖着沉重的病体，同夫人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为贺龙元帅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
当我们打开车门，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若是换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搀扶着走了。周恩来是不会要的，他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周恩来就是周恩来！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着人，鼓舞着人。
但是，他毕竟是耗尽心血，被病魔折磨得衰老多了，瘦弱惟悴，再不能像往日那样神采奕奕，走路风一般轻快，举止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他竭力让步子迈稳，以保持好身体平衡；一步一步，走得很缓慢，又要保证连续性。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当他用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着，以致于任何一位在场人都一眼就看出来。当笔尖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时，每个人都提起了一颗心，屏住了一口气。
这是场特殊的较量。是周恩来的顽强意志，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病魔与癌症的一场较量。究竟谁更强些？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地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着：周——恩——来！他无数次用笔改变了山河，写出了历史。
现在，他终于又写出了他光辉的名字。
签过到，周恩来便朝休息室走去，在门口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周恩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周恩来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抱住她；身体由于悲恸而颤抖着。“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噎，“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泪如泉涌，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无言地看着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面对生命的终结无所畏惧，但也不无忧伤。他忧的是国家和人民，伤感的是不能多为人民服务了。
到了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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