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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报界的员工收入若与国内其他地方相比，应该是排在前十名的，广州、上海、成都等大城市的报界工资额度似乎比深圳方面还要高些。这是由于近几年各地不断出现的所谓“报业大战”有直接关系。据我所知，广州、成都是报业大战的前沿阵地，在他们那里，报业竞争不只是白热化，而是刺刀见红字字见血的程度了。不是有一张曾经获过中国新闻摄影奖的照片吗，画面上是一卖报老头儿，头上顶着报纸折叠的船形帽，双手各执一份报纸，坐在一摞子报纸上在喊着什么，题目是《成都爆发报业大战》。
深圳市的官方报纸不多，报业大战的烽火尚未燃及，似乎也点不起来，数来数去的就那么三、四家，都挺有钱的大战不大战的没意义。《深圳日报》、《深圳经济报》算是老大和老二了。《深圳日报》为市委机关报，以最早报道深圳改革前沿消息闻名全国，牌子响、腰也粗，据说每天报社大门一开光从里面花出去的钱就达三、四百万，日报大厦盖了三十好几层，顶端的圆球据说是社长办公室。家乡的李桑田当年意欲应聘至此，但未被接收。后来转入《深圳经济报》，《深圳经济报》是市政府机关报，地位上虽说比日报差些，但发展得也相当迅速。李桑田刚到《深经》时的工资是每月四千多点，后来当了编辑，有了夜班补助，每月能一下子拿到七、八千元。他活着的时候曾透露过《深圳日报》一般编辑记者的工资线，记者少的每月四、五千元，那是指少数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懒主儿或新人，记者收入多的过万，一般记者月收入都应在八千左右。普通编辑不算多，六千出头吧，不包括晚班。
另外让人羡慕的是人家的福利待遇，基本都是工作几年以上可以申请微利房，不可小看这微利房，是市府对有一定级别的人的带有奖励色彩的特殊政策，一套房子如果成了“微利”，购买者即可省下几万十几万元哩；再者，可以通过报社贷款买车，对个人来说这样的车子也属“微利”了，一般都是报社给拿一部分贷款，个人拿一部分。
这是有学历、有工作关系相应而来的是还会有深圳户口，李桑田之流便是这样的幸运者。
未来深圳前，我想也没想过自己能到上述两大报社工作，主要就是差在学历上，我可以在家乡走后门，在这儿连耗子洞都没有。上述两大报社，基本条件是全日制新闻专业本科毕业，不够条件的免谈，锛儿都不打。所以他们的报纸办得不错的很大成因在于网罗了相当一部分全国各地慕名朝圣而来的报界高手，这批高手有着够硬的学历和夯实的功底还有千金难求的工作经验，越干收入越高、越干越自在。所以刚来深圳时我经常会暗自嫉妒李桑田一下子，不太多，一般是一个月嫉妒一回吧。现在想想倒很是脸红，这哥们死了！我也嫉妒不上了，心里反倒恹恹的。
再扭过头看看我们这份牛皮吹破大天的《服务资讯导报》吧，怎一狗字所能涵盖得了？！印刷还比不上解放前油印的《挺进报》、内容是一马平川不要钱的烂广告、十来个编采人员（后来又招聘了几个人）月收入都不到两千元了，这他妈的算是怎么个事儿呀。
我终于没能将辞职书递交上去，原因倒不是那上面只有我一个人的签名，而是那天黄总与我推心置腹般的交谈。自从被停了总编工作后，黄总很少在编辑部出现，反之倒是我去他办公室的时候多些。在我们已然成为朋友的交谈中，我感觉到黄总骨子里那股傲气冲天的性子及对胡水一伙的不屑一顾，他有着自己的潇洒，这份潇洒应该是与生俱来不是因为被人排挤故意装扮出来的。
与他不同的是，那天我倡议集体辞职的事被众同事婉拒之后，很多人开始有意无意地避开我。这很让我吃惊，包括曹雄飞和冯美好，不再像以前那样同我打哈哈凑趣儿地没完没了，与我交谈不如说是寒喧，一两句之后便低下头忙他的了，弄得我讨个没趣似的左右不舒服。齐仓也是那个味儿，每次看见我时眼神都显出丝儿慌乱，然后忙叨叨地躲开。我成他妈的蟑螂了！我那么做很大原因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啊。
我同黄总讲了这种现象，黄总笑了，说：“深圳不像你以前想的那样简单，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要比在内地还要复杂。也有整人一说，而且‘整’得还非常狠！”他劝我不必担心，大家是因为惧怕胡水才对我冷淡的，但内心里每个人都清楚萧寒是为了保全他们的利益。“所以，这种现象只能是暂时的。”
黄总开始不大自然地向我打听叶惠玲的一些情况，他疑惑地委婉地问：“听你说过，这位叶小姐某些地方好像同别人不同吧？”
我知道他指的是叶惠玲被我造谣成“同志”的事，我说：“是最早大家派发报纸那天，在车上曹雄飞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有没根据。后来叶小姐当面指责我，向我承认她是异性恋。反正对我来说是乱了套了。”
“我与她……是‘情人’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她应该是只同我讲过，这样的事儿她还哪里有脸四处散布。”
“我有必要同她谈谈……”黄总沉思着说。
我慌了：“黄总呀，你同她谈可以，可别说这事儿是我捅给您的呀，她知道以后还得请我去咖啡吧弄一出鸿门宴，我成十足的二皮脸了我。”
黄总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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