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最早对深圳的认识，是通过八十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推出的那台名叫《九洲方园》的综艺节目，里面的大部分歌曲都是对深圳的褒奖及讴歌。妙就妙在这些歌曲均为当红明星们演唱的超级流行歌。所谓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的文娱境界大多数只停留在家中十几英寸的电视屏幕上，特别是东北地区，拧来拧去的就那两三个台，里面播什么大家都全盘接受并无条件地拥趸，可算亮出来个精打细做的《九洲方圆》，看得我们春潮暗涌、激情澎湃，我至今还能清晰记得第二天与同学们兴奋地回想了好几节课，歌曲我现在仍能张口就来：“晚风吹过来/多么地清爽/深圳的夜色/彻夜明亮……”、“深圳情也深嗯嗯/深圳爱也深嗳嗳……”、“你是行路人/我是行路人/一条漫长的路/两颗赤诚的心……”、“就这么风雨兼程……”等等，等等。
深圳与广州，很长时间内成为东北年轻一代的麦加圣地，那边是服装、发艺与时尚人生的教材范本；亦是浪漫、文明与牛逼无羁的不二法门。哪个哥们去趟广州深圳，有如取了经的唐僧似的立马佛光四面，金光灿烂地回到家乡，任何时候都可以摇头晃脑地讲经说道顺便大放厥词，把我们这些少年们听得都一愣一愣的。
这都是二十岁以前的记忆了。十年之后的如今，深圳傲然耸立于我面前，让我始料未及的是，深圳原来是口陷阱，容易让人丢老婆。自我看到郑眉留下的字条的那一刻起，我坚决不信她的离开是出于绝情，她也是东北人，东北人对情字捍卫颇深，并且东北人往往会在最终给你一个交待。所以，郑眉的突然出走且未给我交待肯定有另一方面的原因，这原因游移于东北人本身所应具有的本质之外，抑或她的怀孕以及致使她怀孕的这件事真的是在无辜的我面前无法启齿——而这件事本身相应说来所具有的罪恶感令她只能对我无颜以对！
或者，由于我们俩是媒妁之言的产物，传统婚姻的行为者，彼此的感情果真就基础薄弱？大厦将塌未塌时，任何溃损的痕迹都不会显露，而往往就在那惊天动地的一瞬，事件发生了，无人能及也无人能够逃避。对细节的回忆与分析占据我每一秒相对空闲的时间，在我无法摆脱的寂寞时空，郑眉依然。
郑眉的双亲也就是我的岳父母同我爸妈差不多，用他们的定义：知识分子。当初媒人介绍时的第一句便是你俩门当户对。她父亲是家乡建筑设计院的三把手，母亲在商业局，同我家一样郑眉也是一脉单传。几乎所有人都对我俩的婚姻组合给予支持和肯定，认为我们是天造地设、合情合理、比翼双fei的一对儿。婚宴那天，婚礼主持人用一口东北话把我俩夸得大瓜籽儿似的，就差没给我们安上对儿翅膀绕着吊灯飞了。当主持人提到“年轻美貌的郑眉现在就要成为萧家的媳妇，养育她成人的父母以后就得去女婿家看女儿了”时，我岳母和郑眉同时泪光闪闪，那场面煽乎得全场人都暗淡下来，我看见我妈妈也跟着垂泪。“但，新社会不是旧社会！”主持人话锋一转，“对双亲大人的孝敬是不分男女的，两位新人是四位老人共同的孩子，来，现在你们一起呼唤你们的父亲和母亲。”两声呼唤郑眉喊得凄苦幽怨，我岳母更是泪流不止……
让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的岳父母打过电话来。半个月前岳父打过一次我的手机，问过得怎么样？我说一切都好，就是有些忙，“小眉也忙，我们每天见面都少。”我故作轻松地说。岳父告诉我两个电话和地址，是他两个大学同学的，目前都在深圳建筑行业任职。“有事你们去找他们。”岳父说，“萧寒，现在你们不在我们身边，夫妻两人要互相照顾，在工作上互相鼓励。”我连说是是是，我会照顾好小眉的。“还要照顾好你自己。”岳父说。
布吉镇的那个房东七扭八弯地打电话找到我：“萧先生，你抽时间来一趟，有你两个邮包，好长时间没来取了。还有你家的东西到底搬不搬走？”
我说“家”里的东西任由你处理，他说：“我处理了一些，但有部笔记本电脑我想是你忘在床底下的。”
我说：“送给你了。”
我还是抽空去取了邮单到布吉镇邮局拿到了妈妈寄过来的邮包。果不其然里面是大量的药品还有那台崭新的vcd机。回来时在帝豪酒店对面的天桥上有一少女兜售盗版碟，我问她有没黄碟，她眨眨眼说当然有，“价钱要贵一点的喔，二十五元一张。”我说来张过瘾的。
然后在楼下士多店要了瓶啤酒，安上vcd舒舒服服看黄碟，岂料是一部法国的悲情剧，好像还在国际上获过什么奖的，演的是一妓女和一流浪汉的故事。看到最后我被电影中所营造的凝重气氛感染得喘不过气来，关上机器还抚mo着那张碟的封面对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品咂良久。
李桑田的骨灰已带回家乡。他的去世在家乡日报社引起轰动，黄涛打来电话说社里领导探望了李桑田父母，还给了点钱，“虽然关系早已脱离了日报，但他毕竟是为日报做过贡献的记者。”黄涛引述社长的话，说报社同事们现在都认为深圳不是什么好地方，盗匪遍地、娼妓横流，“小寒我们都为你捏把汗哪，别为了那俩钱把不该付出的都付出去啊。”黄涛语重心长，“你和郑眉可要注意安全。”
我笑了，“这边没你们想像的那么严重，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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