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日趋风调雨顺，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社会开始复苏，直到1661年迎来了康乾盛世。明亡清起，天意也。写在前面收到林洛先生寄来的这篇文章，非常欣喜。林洛先生在文中从各个角度详细分析了明朝灭亡、清朝建立的原因，很值得一读。比如他在对皇太极和明朝皇帝用人方面进行比较时，写道：“皇太极对祖大寿这种强敌，有杀害无数清兵、背信弃义的事实，还能够容忍下来，接纳下来，并且让他一直平平安安活到老。这样的器量，也难怪满清能够使无数的人才死心塌地为之效忠。试问汉人皇帝之中，上千年来几个君王能有这样的器量呢？这样的君王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善待人才，又怎能使人才不趋之若鹜。明朝的皇帝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在分析李自成失败原因时，作者写道：“李自成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存在急剧腐化，政策并没有任何错误。
经历山海关兵败后才出现军纪问题，但总的来说，李自成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腐化问题。那么李自成失败在哪儿呢？……”对抗清英雄史可法作者的评价是：“史可法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缺乏军事才能……不顾实力，只顾报君父之仇。在当时情况下，自顾南保半壁尚不足，却还要欲图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先讨伐李自成军，使得北岸清兵赢得时间和精力。……固然八十万老百姓的死守先该归咎于杀人者。但是史可法的心中，可曾把这八十万个老百姓当成一回事，考虑过他们的生死呢？”最后，作者回顾中国历史写道：“没有谁是真正为了老百姓，强权都是打着为民的招牌谋自己利益，自我标榜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如斯而已。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换了这么多王朝，不过都是‘逐鹿中原’，那只‘鹿’就是老百姓，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希望此文对大家了解那段历史有所帮助，亦希望今人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中国》主编时寒冰2002年2月1日.
崇祯名朱由检，生于1610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之子，崇祯五年即丧母，虽然贵为太子之子，但当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定，长年蒙在万历欲废其而立郑贵妃之子的阴影之中，再加上万历是一个绝情于亲情的人－－事实上历代帝王因为子孙众多，往往其中的亲情平淡如水，几乎从来没有过平民家庭那种天伦之乐。万历既不喜欢崇祯的父亲，当然也就更不喜欢木讷内向的崇祯。后来，他的生父虽然历尽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却在即位的当年就因纵欲过度而病死了，皇位传到崇祯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对于酒色可谓是秉烛夜游，夜以继日。这个年轻的皇帝对治理天下基本没有兴趣，将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太监魏忠贤。在这个皇帝眼里，连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关心，何况是崇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祯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
崇祯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些政治阴谋和他长年的与世隔绝而又亲情寡淡的深宫生活无疑是一条条噬心的小蛇，它们撕咬着崇祯，并使崇祯在这种命运的无常与超乎寻常的冷漠中，渐渐养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自可以呼奴唤仆，形成了他性格中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难于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处境又让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后来，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则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这种性格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将是灾难性的，何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崇祯和他的祖父万历一样，生性吝啬，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却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这种平民生活方式当然也可看作是节俭和朴素，甚至可以如同我们在歌颂某位大人物只吃红烧肉时那样，把它看作是崇祯皇帝美德的象征，尤其是在奢侈成风的帝王族里，这种节俭大约只有那位嗜好穿补丁衣服的咸丰皇帝差可比拟。但令人沮丧的是，就像咸丰皇帝常常从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补丁衣服这一些微细节上来断定他是否清廉称职，是否予以提拔，从而导致北京城里出现了旧官服比新官服更贵的荒唐结果一样，崇祯这种近乎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于他的中兴帝国之梦，也是致命的一击。或者说，这种节俭有如一剂慢性毒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入了崇祯和整个大明帝国的血脉中，并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