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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发生了张觉事件、金国夺取了大宋的云地九州事件，让赵佶有些焦头烂额，也让赵佶忧心忡忡！
赵佶于是以收复燕云十六州失地为由，颁布诏书，大赦天下，并借着诏书向金国（也包括西夏）传递了几条政治信息：
第一，大宋收复燕云地区，仅仅是为完成一种历史使命，并不是对外扩张；
第二，除了收复燕云地区以外，大宋对其他地区没有兴趣，也不会再对外扩张了；
第三，大宋希望从此与邻国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
可赵佶的这番政治用意，在金国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反应，也没有得到有任何回应。
也许是因为此时金国上下都很繁忙，没有人注意到赵佶的这份诏书。
或者是有人看到了赵佶的这份诏书，但毫无深入解读的兴趣，因为此时金人对赵佶已经很不信任了，甚至已经准备给大宋点教训了，进而没必要再去理会赵佶的政治思想。
然而可悲的是，赵佶对此并不知道。
谭稹被撤职了之后，作为谭稹的举荐人与政治后台，王黼感到压力越来越大。
虽然，名义上，王黼仍然是太傅，仍然为三高官官，仍然是大宋的宰相，但实际上赵佶对王黼已日渐冷淡，许多事情都已不让王黼插手了。
这让王黼每天都惶恐不安！
紧接着，赵佶开始对赵宋朝廷的高层人事进行调整。
这年九月，赵佶提拔白时中担任特进、太宰兼门下侍郞即右相，提拔李邦彦担任少宰兼中书侍郎即左相。
不久，赵佶又任命赵野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承旨宇文粹中为尚书右丞、开封府尹蔡懋同知枢密院。
这些人，加上领枢密院事的蔡攸，一起构成了赵宋目前的高层决策团队。
白时中是寿州寿县（后世安徽寿县）人，登进士第，历任吏部侍郎、尚书右丞、中书门下侍郎等要职。政和年间，他曾经担任过春官，负责编辑地方上奏的各种祥瑞。他做事很认真，当无法用文字来描绘那些祥瑞时，他就用图画来表述。他呈送的《政和瑞应记》以及《赞》，曾获得蔡京好评，赵佶也很喜欢，后来他便以此平步青云。
李邦彦，即所谓“李浪子”、“浪子宰相”，也不是什么“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的人物，他“生长市井，习惯猥亵卑鄙，应对便捷，善调笑谑骂，能踢蹴鞠，经常以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相传唱，自号李浪子”，踏入官场后，他很善于交际，很善于奉承，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官职也不断升迁，从秘书省校书郎开始，一步步升迁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右丞、尚书左丞，直至现在担任了左相，他曾说自己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
关键时刻，赵佶让白时中、李邦彦这样的只懂得献媚的文人出任宰相，这只能说明，赵佶的用人之道的确存在着问题——作为一个领导者，其领导水平的高低，往往通过其所用之人就能很鲜明地反映出来。
近几年来，李邦彦与王黼一直争宠，他处处与王黼作对——王黼主张收复燕云，李邦彦则反对出兵北伐。王黼在陪赵佶曲宴时，经常亲自登台演出粗鄙节目，用以取悦赵佶，太子赵桓闻而讨厌王黼，于是，王黼与太子赵恒之间便产生了矛盾。王黼见郓王赵楷得宠，遂暗中谋划企图废掉赵恒，立赵楷为太子（在这点上，王黼和他的政治盟友梁师成也产生了矛盾）。李邦彦则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捍卫赵桓的太子地位。可以说，李邦彦与王黼是无处不斗。
现在，见王黼虽然已经失宠，但还没去职，李邦彦遂私下悄悄与蔡攸密谋，打算弹劾并罢免王黼。
而蔡攸窥视王黼的宰相之位已久，遂与李邦彦一拍即合。
于是乎，蔡攸、李邦彦便开始运作扳倒王黼。
其实——
王黼失宠，并不完全是因为他推荐的谭稹失察，导致云地九州得而复失，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赵佶突然发现，王黼与梁师成居然是邻居，而且两家还有便门想通，赵佶这才明白王黼和梁师成内外勾结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任何朝代，大臣与内侍相交结都是犯忌讳的，皇帝对此都很敏感。
朝官不得交结宦官，宦官也不宜与朝官交结，这是宋代防范宦官专权的一条重要原则。
按照规定，两者若相互往来，将受到惩处。
然而，赵佶一朝，特别是宣和以来，宦官与朝官相交结，已成为一种普遍风气。
赵佶一朝，士大夫几乎无不奔走于宦官之门，皆以依附权贵内侍为荣。
这也就导致了，但凡权势显赫的宦官，无不门庭若市，他们各立门户，公受货赂，以贩鬻官爵。
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张迪，尤其是前两者，甚至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势力，一曰“立里客”，一曰“木脚客”。
对于这些事，有些赵佶是知道的，不过也有一些是赵佶不知道的。
像王黼和梁师成内外勾结，赵佶就不知道。
一直以来，赵佶都以为，王黼聪明绝顶，总能猜到他所想，然后切中他的心思提出附和他心意的建议，与他不谋而合。
如此，赵佶一直都以为，他与王黼是君臣相得，两人一定能带领大宋繁荣富强。
不想，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王黼不是懂他，而是在他身边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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