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意思是说目前在中国政府的高层之中有人倒向了莫斯科？”对于中央情报局所传递到的情报，包括美国总统里根在内的绝大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都表现出了空前的惊讶。尽管以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配合其在国内的代理人对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邻国的政权进行颠覆早已成为红色帝国屡试不爽的手段了。但是华盛顿方面始终不认为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生活的事情会在中国重演。
在美国看来尽管同处于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苏联对中国以及南斯拉夫的影响力远非其东欧卫星国可比。对于依靠自身努力领导人民实现民族解放的中国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而言，苏联尽管曾经提供过无私帮助，但这并不代表着莫斯科便可以从政治、经济乃至军事领域全面的控制这自己的国家，成为高高在上的“太上皇”和“宗主国”。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南斯拉夫都曾经甚至不惜用武力来捍卫来之不易的独立自主。
因此尽管铁托死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由于国内民族和宗教矛盾激化而不得不寻求苏联的帮助。但是与足以令所有民族学家崩溃的南斯拉夫相比，中国国内并不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华盛顿从来没有设想过在目前的政治局势之下。中国内部会萌发出亲苏的政治势力。
“那么中央情报局是否已经掌握了确凿可信的证据了呢？还是仅仅是一些捕风捉影？”对于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副总统乔治.布什的语气颇为不客气，这或许缘于他曾经有过一段在中央情报局不愉快的经历有关。1975年底，当时的总统福特招时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回国，并任命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他的前任是1973年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这位仁兄曾是一名极为出色的特工，被誉为“残存的间谍大王”。但是科尔比在任期间，中央情报局深陷于“水门事件”旋涡之中，这位“间谍大王”自然成了各界穷追猛打的对象。国会指责中央情报局滥用职权，而中央情报局偷偷摸摸的办事风格更招致议员们的反感。
就是在威廉.科尔比任期结束前，福特总统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审查中央情报局的非法间谍活动。科尔比意识到总统要将责任转嫁给中央情报局，因此在调查过程中不是装糊涂，便是有意抵赖。他最终没能逃脱厄运。但是1975年底，福特做出了后来被称为“万圣节大屠杀”的一系列高官罢免决定，科尔比是第一个“牺牲品”。而取代他的正是乔治.布什。
被罢免的威廉.科尔比恼羞成怒，向国会揭露了中央情报局的众多隐私，包括涉嫌毒品走私案和试图暗杀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等。他还透露说，国家安全局的任务就是“监听美国或国外的通讯联络”，美国公民不可避免处于其监视之下。在这种情况下，焦头烂额的乔治.布什不得不拟定了一系列行政命令以防止中央情报局再出现违反权限的行为。
尽管布什被认为是重新树立中央情报局形象的重要人物。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福特在1976年的大选中失利，布什也不得不辞去了在政府中的工作，过起了平民生活，可以算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最为“短命”的局长了。后接替他的是退役海军上将斯坦斯菲尔德.特纳，他在1977年至1981年为卡特总统鞍前马后效力了4年。而这段时间之内，中央情报局对乔治.布什毫不眷恋之情，据说特纳和布什的交接也相当的不顺利。
尽管共和党人里根就任总统后，“忠臣不事二主”的特纳离开了中央情报局。但是入主中央情报局是里根总统的密友—威廉.凯西。凭借着里根的信任，威廉.凯西在位期间，中中央情报局。在海外从事了大量秘密活动，其势力和活动范围大大扩张。而凯西本人在白宫也拥有着显赫权势，他甚至可以不经请示直接走进里根总统的办公室，要求外交、经济、军事部门同他合作，其国际事务权限甚至与国务卿相同。
对于这样一个权势熏天的“特务头子”，对于中央情报局有着复杂感情的乔治.布什当然不可能有丝毫的好感。而对方在自己这位曾在和夫人芭芭拉经常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的“骑自行车的大使”面前讨论北京的政局，这更多少令乔治.布什有一种对方在“班门弄斧”的不爽，毕竟他可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内唯一一位接受过二任中国领导人接见的人。
“这个……中央情报局当然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对于副总统的质问，威廉.凯西同样感到不快，他转过脸来对着自己的副手—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盖茨看了一眼，与此同时手里的钢笔潇洒的转动着。如果不提起，很少有人会想起来50年代出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政府国防部长托马斯.盖茨便是罗伯特.盖茨的父亲。
除了家世渊源之外，盖茨本身也是一名学者。生长在冷战的时代，盖茨选择将前苏联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1966就加入中情局的他，曾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深造，研究方向是国际关系，并于1974年取得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的主题便是探讨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与观点。因此也深受局长凯西的赏识并得到提拔重用历掌要职。显然此刻面对咄咄逼人的副总统，凯西需要自己的这位爱将出马吸引火力。
“事实上我们一直以来都在监控kgb方面的行动……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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