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空军而言，拦截苏联庞大运输机群最大的困难在于各编队之间的协调。在苏联空军强大的电子战压制面前，仅仅装备了超短波无线电台的歼—5甲和歼—6甲型截击机甚至连编队内的通信都无法进行。因此尽管中国空军各前沿野战机场动员了所有能参战的机群投入拦截，但是在实战中仍不免出现各编队分批抵达战场，形成“添油战术”的不利局面。
好在中国空军自朝鲜战争以来便始终面对的都是在有限的空域对特别目标的小规模空战的行动。因此各战机编队尽管无法形成数量优势仍各自为战，果断突击。苏联空军和国土防空军的护航编队往往要同时面对来自多个方面的数波的中国空军的截击机编队。在简陋的雷达系统的引导之下，甚至连导弹都无法挂载的歼—5甲型截击机往往采取迎头攻击的战术。尽管在不断接近目标的过程中，不断有战机被扑面迎来的苏制空对空导弹击中，化为共和国夜空中转瞬即逝的星辰，但是飞行员们依旧紧紧的盯住测距器上那不断缩小的数字，渴望着自己的战机可以突进到机炮格斗的距离。
这样的空战无疑是残酷的，超过80以上的歼—5甲型截击机往往连敌方机群的轮廓都还没有看见便永远的被逐出了战场。许多编队甚至在同一时间被系数击落。但是他们的牺牲却并非全无价值。根据战后的统计，即便拥有着武器系统方面压倒性的优势，苏联空军在面对中国空军歼—5甲型截击机时也没有能够保全所谓的“不破金身”，在整个护航作战中苏联空军和国土防空军也有15架各型战斗机被击落。
而歼—5甲型截击机的正面冲击更从一定程度上撕裂了对手的护航队型，这便给了从其编队后方突入的歼—6甲型截击机群以更多的机会。挂载着中国自行研制的“霹雳—2”型红外制导空对空导弹的歼—6甲型截击机理论上拥有着远远超过歼—5甲型截击机的攻击范围。但是即便使用“霹雳—2”型空对空导弹发起攻击，仅3公里的最大射程同样需要中国空军的歼—6甲型截击机突入对手的编队核心。
因此在截击行动展开之初，中国空军在歼—6甲型截击机的武器装备选择上便颇下了一些功夫。在副油箱外侧和翼尖挂点悬挂4枚“霹雳—2”型空对空导弹的同时，还在机翼内侧前伸挂梁上携带2枚最大射程为6公里的“霹雳—1”型雷达指导型导弹。
在实战中这种几乎满负荷的挂载模式令歼—6甲型截击机获得了发起多次进攻的能力。在成功突入敌方机群编队后侧之后，歼—6甲型截击机首先可以选用“霹雳—1”型雷达指导型导弹对目标进行双发攻击，随后再寻机发射“霹雳—2”型空对空导弹攻击其他目标。“霹雳—2”型空对空导弹由于采用红外被动寻的制导，因此歼—6甲型截击机发射导弹后即可退出攻击，不用再跟踪目标。所以在整个拦截过程中，歼—6甲型截击机的战损虽然同样惨重，但是仍有不少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取得战果之后安全的退出了战斗。当然这也得益于70年代在歼教—6型试验机上定型量产的中国自行研制的飞行员救生弹射系统。
可以说苏联空军和国土防空军尽管在整个护航行动中战果辉煌，总计取得了超过200架以上的击落战绩，双方交换比超过1：5。但是在整个夜间空降作战过程中中国空军所展现出的顽强和不屈却足以令莫斯科之前过于乐观的幻想彻底破灭。显然中国空军根本没有在首轮打击中被摧垮，而随着白昼的降临，更多的中国空军战机将出现在三北的天空之中。
针对这一情况，苏联空军和国土防空军迅速作出了战略调整。随着地面进攻的逐步展开，苏联空军前线航空兵的主要精力开始转移到支援庞大机械化集群的推进中去。而此前一直被作为争夺制空权重点的北京则被降低为一个次要战区。而苏联空军远程航空兵的火力突袭重点也由原来的中国三北地区的大型空军基地转移到了遍布河北、山西、辽宁等省的中国空军野战机场和山东、河南、陕西、湖北、安徽、江苏一线的二线机场。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对于苏联空军庞大的运输机群而言，在这个午夜除了不断出现的中国空军截击机群外，复活的中国军队地空火力网也是一个可怕的对手。应该说从第一次空降作战开始，苏联空军便有计划有步骤的扫荡着自内蒙古到北京一线的中国防空体系。在开战之初，中国军队部署于这一些的雷达警戒线和主要防空阵地都遭到了多波次的密集轰炸。在苏联军方看来，在第二梯队的空降过程中，中国军队根本无力再组织起任何有序的抵抗来。但是这一结论显然还是太过于乐观了一点。
的确苏联空军的首轮打击对中国军队在北京周遍部署的各防空部队的打击是致命的。特别是后续由专业的对地攻击机群组成的火力分队以空中猎杀的形式逐一摧毁固定防空火力点的模式令中国军队在战前构筑的众多防空兵阵地被彻底摧毁。其中长期以来一直被作为中国军队防空力量中流砥柱的“红旗—2”型地对空导弹营由于机动能力相对较差，损失更是空前。许多“红旗—2”型的防空导弹营甚至整建制在地图上被集束炸弹抹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军队便再无还手之力。许多遭到重创之后的防空导弹营迅速重组建制，修复设备投入战斗。毕竟中国军队在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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