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军区还有足够的兵力，现在就抽调武汉和南京方面预备队，这样作是否有些操之过急了！”位于北京西山的中国战略指挥中枢内，副总参谋长李祖康显然对此刻便大规模的动员担任战略预备队任务的武汉军区所属的2个集团军北上的部署颇有些疑惑。在他看来尽管北京城内的战事进展并不顺利，先期空降的苏联空降部队的2个伞兵师和1个独立伞兵团的抵抗虽然远比想象中的顽强，但是在残酷的巷战中，缺乏后援的伞兵显然无法承受巨大的伤亡消耗。
“老毛子的空降部队绝不是一颗孤子。相信很快其庞大的装甲集群便会席卷而来。”总参谋长曹阳此刻所看到的现在不仅仅是北京城内那狭小的战场，他的目光所关注的是中苏、中蒙之间那世界上最长的边境线。“三北其他几个军区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曹阳转过头去向站在一旁的戚度问道。“半个小时之前，我们失去了‘东方红’2号。其他有线和无线通讯联络也遭到了苏联方面的干扰和压制……。”戚度有些为难的回答道。
在通信卫星出现之前，远距离的两地之间要进行通信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利用电缆，另一种是用地面无线电设备。用电缆进行通信，保密性好，传输也比较稳定，但是敷设和维护电缆的成本昂贵。而使用无线电进行通信，而需要架设巨大的发射和接收天线。而在军事上要摧毁这两种通讯手段都并不困难。在苏联空军的首轮打击之中，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军队的战略通信指挥网便遭到了空前的严重破坏。
而50年代末，在美、苏冷战之中迅速发展起来的航天科技，使得人造通讯卫星越来越受到重视。1963年2月，美国首先发射了一个地球同步轨道的通信卫星。在由美国、加拿大、法国、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南日本等14个国家联合成立的“国际通信卫星财团”的支持下，美国和北约方面已经陆续发射了多颗试验的和实用的军用通信卫星，形成了几乎覆盖全球的军用卫星通讯网络。
而在这个方面莫斯科方面也不遑多让，正是通过数量庞大的“闪电”战略通信卫星组成了空天通讯网络。苏联总参谋部和各战区指挥部才与前线各武装部队之间保持着顺畅的无线电通信。而从1980年开始，在位于在莫斯科通向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铁路干线上，无数趟军列将大批物资和人员送往建于一片辽阔的平原和沼泽之上的“卫星之城”—普列谢茨克航天基地。
在基地的支援中心内，这些零配件被组装成可以直接扣响天空之门的运载火箭和军用侦察、导航、通信、气象等各种卫星。尽管普列谢茨克航天基地的名气远没有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加加林从那里走进太空，开始人类首次太空之旅的拜科努尔航天基地那般响亮。
但是由于这个发射场所处纬度较高，可以利用高纬度来发射大倾角卫星，可以满足侦察卫星和气象卫星对地球进行大范围全球覆盖的要求。因此事实上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北部的普列谢茨克航天基地远比坐落在哈萨克斯坦的半沙漠地区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繁忙的多。在莫斯科大规模进行战争准备的同时，普列谢茨克航天基地几乎每周发射一颗卫星。这个发射场的作用与美国范登堡航天基地相当。
1枚“质子”号大型运载火箭一次可以8颗“宇宙”号战术通信和转储型卫星，卫星送到距离地面800公里和1440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上。借助着这些太空中的通讯中枢，此刻海量出动的苏联空军的战机和海军的舰艇可以与各级基地之间保持着几乎无间隙的战术通信。
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相比，刚刚走出动荡和纷乱的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仍处以起步阶段。直到1984年4月8日，中国才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通过“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了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尽管这只是一颗试验卫星。但是伴随着“东方红2”号于4月16日成功定点于东经125度的赤道上空，通过卫星上配置2个c波段转发器，中国毕竟开始了使用用自己的通信卫星进行卫星通信的历史。
但固定在地球同步轨道之上的“东方红2”号可在每天24小时内进行全天候通信，包括电话、电视和广播等各项通信试验。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便成为了苏联国土防空军的目标。尽管早在1959年6月19日，美国空军便利用一架b—52战略轰炸机向近地轨道发射了一枚“勇敢奥利安”卫星拦截弹，成功摧毁在轨道已经报废的“探险者－4”号试验卫星。但是在这个领域苏联人却一直比华盛顿走的更快也走的更远。
莫斯科很早便认为，未来太空作战主要对象除了美国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有在空间轨道遂行各种军事使命的敌对侦察、通信、导航和气象卫星等航天器。因此在先发制人的战略指导思想之下，美国所拥有人造卫星便成为了战争初期首先要摧毁的目标。基于这一构想，苏联很快拿出了五种卫星拦截器的研制方案进行讨论。
而is—卫星歼击机系统仅是5套方案之中最为简单和经济实惠的一种。由萨温领导的第一特种设计局和切洛梅领导的第52设计局所设计的卫星歼击机系统抛弃了最初的安装核弹药和轨道地雷等较为复杂的设计构想，采取了结构简单、研制时间短、装备部队快和花费少等设计思路。因此与综合其他4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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