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中国对苏联国内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两国关系紧张，几乎中断了双边的文化经济交流，主要交流渠道就是外交和新闻。除了使馆，双方还有一些记者派驻在对方首都。当时，双方的反间谍机构都很紧张，对对方人员密切监视。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均派有记者常驻莫斯科，克格勃对中国记者也是严密防范。克格勃当时的监控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包括人盯人方式。中国记者去哪，他们就跟着去哪，你去看电影，他也买张票坐在你身边。由于克格勃对盯梢不忌讳，所以，有时中国记者就和他们混熟了。走累了，中国记者和克格勃人员会坐在一起聊会儿天。接下来，中国记者再走，克格勃再跟着。
克格勃也在苏联自己领土上对中国实施间谍行动。克格勃在远东、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相关情报机构负责这一行动。克格勃在中国周边地区从事的情报活动主要是征召偷越国境的中国人。当时，由于多种原因，有不少中国人偷偷逃到苏联境内。于是，克格勃对这其中一些人下手，征召他们作为克格勃间谍，并将他们派遣回中国。在克格勃边防情报部门人员的帮助下，这些中国人会偷偷越过苏中边界，回到中国。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中国境内了解到一些情况之后，会在数日内返回苏联，另有一些人则花费数月时间留在中国，甚至前往北京，并在那里从事间谍活动。
对于克格勃来说，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确认这些返回苏联的中国人的真实目的：他们是针对中国而从事情报工作？还是针对苏联而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属于克格勃的情报机关？还是属于中国情报机构。当然，克格勃也会使用测谎仪和其他技术手段来测试这些中国人说话的真实性。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最终证明是双面间谍。
总的来说，克格勃对华开展工作是最为困难的行动之一。这不仅是因为要让中国公民充当间谍基本无望，更因为中苏两国情报机构和情报作业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几乎每样事情都是一致的——方法、思维，甚至连部门序号都是一样的。这让苏联方面很难欺骗他们。
不过这一点伴随着1967年4月，柯尔莫哥洛夫成为克格勃第四任主席得以改变。在柯尔莫哥洛夫的推动之下，克格勃组建了第16局，其所主要执行的任务，就是从外国驻苏机构的通信线路上截取有关信息以及对境内外的外交使馆及代表处实施技术渗透。
虽然克格勃第16局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美国，但是借助安装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内的先进的无线电截收设备和被称为“大马士革钢”的苏联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克格勃总算改变在中国只能依靠去翻找民用信箱获取情报的尴尬状态。在克格勃代号为“创举”和“试样”的无线电截收站在美国本土的华盛顿和纽约先后建立的同时，其同类的机构“蟹”站也在中国的首都被秘密的建立。除了能够截获其他驻华外交机构拍发的电报之外，苏联大使馆还可以窃听到通过中国军用通信线路传送的一些信息。
而从1983年开始，为了配合莫斯科的战略欺骗所释放的烟雾，苏联和中国才开始重新互派留学生，中国又开始出现俄语教师、科学文化界人士。但是这些在中国的苏联公民毕竟数量有限—在战争爆发之前不过千余人，而且对于莫斯科而言他们的存在也并足以阻止一场战争。因此在苏联伞兵空降在北京之前，在中国的苏联人大多并没有接到来自自己祖国的任何警报，更无从象逃离沉船那样提前躲避战火。但是至少有一个人是个例外的，他就是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
和他的前辈一样，谢尔巴科夫既是一个外交官，同时也一位情报人员。当然更是一位莫斯科眼中的中国通。在苏联驻华大使的位置上已经工作了6年之久的谢尔巴科夫虽然一直在为苏联政府和军队收集着中国的各方面情报，但是他从没有想过战争竟然会在自己的任内爆发。虽然在依旧滞留在中国的其他同胞相比，他更早获得了战争已经到来的消息，但却也仅仅是提前了不到2个小时而已。
离开苏联大使馆之时，谢尔巴科夫看着车窗外全神戒备，但面无表情的中国武警，这位苏联大使不禁长叹一声。他还记得就在中苏关系异常敏感的时候，1976年4月，一名男子试图带炸药闯入苏联驻华使馆，负责警卫的一名中国战士为保卫使馆当场牺牲。得知事件真相后，苏联外交官们从使馆内走出来，对着烈士牺牲的地方鞠躬默哀，说：“感谢你保卫了我们的安全，对于牺牲的烈士，我们很敬佩。”
在苏联远程航空兵对北京的空袭开始了1个半小时，苏联伞兵已经在北京城区和中国军队交火近1个小时之后，谢尔巴科夫大使才按照莫斯科的指令前往会见中国外交部长。虽然知道中国有句成语叫：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但是在整个宣战的过程之中，谢尔巴科夫大使还是强忍着内心的不安，强作出平静的样子照本宣科：
由于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采取的敌视态度，并一直以来推行的破坏、恐怖、间谍活动，并且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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