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多“老近卫军”都将未来的东北战局视为1945年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满州之役”的重演。但是曾经在远东军区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奥加尔科夫元帅却深知士气高昂、兵员充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远非当年暮气沉沉的日本关东军可比。而更为关键的是和当年各条战线都捉襟见肘的日本不同，一旦战争真正打响沈阳军区将可以通过铁路和海上运输源源不断得到关内的增援。
因此部署在布里亚特加盟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境内，统一归属于西伯利亚军区指挥的草原方面军群和蒙古方面军群从一开始便必须面对两个几乎同等重要的战略目标：配合空降部队夺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以及从内蒙古方向越过多山的长城防线直低渤海之滨，切断东北战场与华北的陆路联系。在奥加尔科夫元帅看来，虽然这个两个方面军群云集了苏联红军最为精锐的突击力量，并可以得到蒙古人民军的支援，但同时兼顾两个战略目标仍是战役指挥官的大忌。
可对此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奥加尔科夫元帅唯一能作的只有为这两个方面军各选派一位足以独当一面的将才。从苏联军队驻德集群总司令的岗位上调来的斯涅特科夫负责指挥同样由欧洲调来的近卫第1坦克集团军、近卫第4坦克集团军以及突击第3集团军所组成草原方面军群。而现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bō_bō夫上将则统帅着得到近卫第6坦克集团军、第10特种机械化集团军加强的蒙古方面军群。
而在遥远的西北战场，司令部设在阿拉木图的中亚军区将在南方战区司令部的支持之下，越过国境进入中国的新疆地区。作为苏联军队16个军区之中最为年轻的一个—虽然早在苏联建国初期，伏龙芝所指挥的东方面军便分编组建了中亚军区，但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的漫长岁月之中，这个区域的防御任务一直由土耳其斯坦军区和草原军区分别承担着。新的中亚军区是1969年6月24日才针对中国的威胁而重建。
虽然辖区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三个加盟共和国，但是中亚军区所拥有的兵力却仅有1个坦克师，5个摩步师。除了数量上的不足之外，这些部队在苏联武装力量的编制之中更是处于二线地位的简编师，与精锐的一线部队相比，简编师需要在动员2—3周后才能执行作战任务。因此在南方战区的后续部队抵达战场之前，奥加尔科夫元帅并不对由中亚军区编成的阿拉木图方面军抱以太大的希望。他们虽然同样被要求在战争打响之后越过国境线，但是苏联最高统帅部对他们的要求仅仅是以攻代守，牵制中国乌鲁木齐军区的兵力而已。
面对着空前辽阔的战线，奥加尔科夫元帅远没有麾下的那些将军们那样信心十足，他深知他所要面对的对手拥有着深不见底的战争潜力。虽然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已经集结了空前庞大的突击力量，但是面对着一个近20年都处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取得胜利。那么惟有在第一时间便通过出其不意的猛烈打击，一举摧毁对方的指挥中枢。
出其不意是所有进攻者都梦寐以求的状态，但却也是最难以实现的。为了麻痹中国，在尽可能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向远东投送力量的同时。莫斯科还频频向中国递出“橄榄枝”。就在中国对悍然入侵柬埔寨和频繁在两国边境上制造摩擦和挑起事端的河内政府展开自卫反击作战之后，苏联政府却似乎突然对改善两国关系有了兴趣。
虽然此前中苏关系在表面的冰冻之下并非没有突破。如1970年双方互派大使，改变了长期以来两国外交关系仅是代办级的不正常局面；再如1977年中国外长黄华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1969年以来中国高级官员首次出席苏方的纪念活动。但是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因此，两国之间虽有火车相通、飞机相连，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鲜有往来。整个1970年年代，中苏贸易额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只有0.4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左右。与此相比，中日同期的贸易额为1000亿美元，中美的贸易额为550亿美元。
甚至连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曾经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交给他一封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致华国锋主席的贺电，内称：“当您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之际，请接受我的祝贺。”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代办处只能向伊利切夫表示：“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封电报。因为正如您所知道的，我们两党之间没有关系。”可以说，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跌入了最低谷。
但是从1979年9月下旬开始，双方却约定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副外长级的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对此公开的解释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两国领导人面前，这就是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字，4月11日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终止该条约，则条约将延期5年。也就是说，关于条约的废留，双方至迟要在1979年4月11日前作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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