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苑，这个北京市永定门外永定河冲积扇中部的平原。从其因为河湖广布、草木葱郁而被南下牧马的蒙古贵族辟为“下马飞放泊”开始，便与皇家和军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历史封建皇朝顶峰—元、明、清三代，南苑始终都是皇帝和贵胄们游猎的皇家苑囿，更是君王们操兵练武之所在。在挥别了弯弓骑射的冷兵器时代，苑内的麋麂们又不得不开始习惯装备着全新火器的帝国神机营的枪炮声。
而随着1904年，两架来自法国的小飞机在南苑校阅场上进行了飞行表演，更令这片土地与作为近现代科学技术象征的飞机结下了不解之缘。1910年8月清政府筹办航空事业，在南苑开办飞机修造厂试製飞机，并利用南苑的毅军操场修建了供飞机起降的简易跑道。自此，南苑机场成为中国第一个机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采纳法国顾问的建议，于1913年在南苑创建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并花费30万银元买进10架法国“高德隆”双翼教练机。虽然随着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航空学校停办，但它前后四期培养的100多名飞行员，在中国航空史上起了重要作用，有些人成为后来民航飞行的骨干。
而抗战战争时期，这里也曾是驻守北平的第二十九军军部所在地，在副军长佟麟阁和第一三二师中将师长赵登禹的率领之下，五千中华健儿曾与来犯的日军第二十师团2万余人展开殊死的血战，佟麟阁、赵登禹更是以身殉国，成为了自“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最先用生命捍卫祖国的中国军人楷模。
日军占领北平之后，曾对南苑机场进行了系统的扩建，完善了航空指挥设施，更名为南苑兵营。因此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南苑机场便成为了当时国民政府和中华民国空军的重要机场之一。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便在南苑机场成立，并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飞行任务。以后历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阅兵，南苑机场都担负着保障空、地受阅部队的训练任务。
但是今天原先准备用于准备国庆35周年大阅兵盛典的三大封闭式训练基地—“阅兵村”之一的南苑机场之上却早已不复往日繁忙训练的景象，机场航站楼南侧的空地上，一字排开停放着迷彩色和其它颜色的战机旁，曾经在烈日下，上下飞机进行紧张演练的中国空军官兵此刻大多都在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之上。而一名名身穿着黄黑交错的迷彩军服外面套着沉重而臃肿的防破片背心的苏联伞兵此刻正在机场之上警惕的搜索着仍可能幸存的抵抗者。
“想不到竟然会遭遇如此顽强的抵抗。”站在南苑机场残破透明的半圆指挥塔里。曾经在入侵阿富汗的战斗之中，参与过抢占了喀布尔国际机场、电报大楼和总统官邸的第345独立近卫空降团团长鲍里斯上校此刻多少有些沮丧的看着眼前满是血污的塔台。虽然早在第345独立近卫空降团投入战场之前，统一指挥北京战役的苏联空降集团军指挥部便已经预计到在没有任何空中火力压制的情况之下夺取南苑机场将是一场硬仗，并可能会遭遇1到2个连左右的损失。但是从现在看来苏联空降兵司令—苏霍鲁科夫大将还是过去乐观了。
作为北京郊区最重要的空军机场，南苑被苏联空降集团军视为夺取这座古都的基石和钥匙。除了这个机场承担着保障中国政府领导人专机起落的任务，迅速攻占南苑便等同于切断中国政府领导人从空中撤离的道路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这座机场的跑道足以容纳重型运输机的起降。一旦攻占了南苑机场并在其周遍建立起纵深防御，那么后续的苏联空降兵和重型装备便能源源不断的通过运输机群的起降抵达战场。
而这个关键性的空中枢纽在苏联空降兵的攻势之下又能组织起怎样的抵抗呢？苏联空降兵司令—苏霍鲁科夫大将并没有太多的担心。为了迎接新中国建立35周年，北京正在为盛大的阅兵进行着前期的准备。与以往的中国国庆阅兵相比，1984年的阅兵部队之中摩托化、机械化部队数量多了，军兵种多了，技术装备复杂了，物资技术保障要求也更高，所以以往那种各自分散驻训的方法已经无法适应要求。因此阅兵指挥部决定，分别在北京沙河、通县、南苑三个机场修建临时训练区，实行集中驻训。
与集中着数万徒步方阵的沙河机场和通县东郊三间房“阅兵村”的机械化方队相比，南苑机场所驻训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空军和第二炮兵部队的官兵。因此在苏联空降集团军看来，除了少量的机场警戒部队之外，南苑机场可以投入反空降作战的步兵几乎少得可怜，一旦精锐的苏联伞兵在机场着陆，机场上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和第二炮兵部队的参阅人员便惟有乖乖的举手投降。当然南苑机场内还驻守着数量庞大的国庆阅兵机群，但是根据惯例，这些战机是不可能挂弹起飞的。也就是说云集在机场之上的中国空军战机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之中更多的只是一些摆设。
但是事实上事态的发展远比苏霍鲁科夫大将和鲍里斯上校想象的要可怕的多，当他和他的部队所乘坐的15架伊尔—76md型军用运输机群在苏联空军的苏—27重型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毫无阻隔的飞跃了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震颤的蒙古草原和燕山山脉抵达北京的天空之时。就在接近目标地域上空之时，第345独立近卫空降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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