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的余辉之下，两辆拥有5对650毫米负重轮的步兵战车隆隆的行驶在北京朝阳路的大街之上。装载有25毫米链式机关炮的炮塔警戒的转向道路两侧。“老岳啊！如果再这样搜索前进的话，按照这个行军速度，天黑之前我们根本无法在抵达指定目标。”而在距离全连前导班之后不到1公里的地方，警卫第三师第十三团直属侦察一连指导员司马骧正焦急的通过嘈杂不清的车载无线电提醒着自己部队的军事主官—岳海波中尉。
显然团部联络参谋杨远征的出现和掠过头顶的苏联战机已经向侦察一连传达了一个最为明确的信息—战争已经伴随着那布满天空的伞花而开始。但是和大多数年轻的士兵一样，在侦察一连的战士们眼中，选择在重兵云集的北京地区空降，苏联伞兵纯属于打着“手电进茅房—找死”。即便你们是苏修的精锐，任你再来势迅猛。但是终究三拳难抵四手。草率的跳到了中国的土地之上那么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淹没在百万共和国卫士的汪洋大海之中。
毕竟除了北京城内的3个警卫师、中央警卫团以及武警部队之外，整个北京军区的中国陆军还有8个集团军的野战部队。就在北京城郊大批中国陆军的精锐部队应该已经闻警而动，正在全速驰援的路上。再加上迅速动员起来的市区各工厂和单位的民兵，现在的问题似乎根本就不是能否能将苏联的伞兵消灭在北京城内，而是身为“老虎团”的尖刀，侦察一连如何在众多如狼似虎的友军抵达之前，消灭更多的敌人，为鲜艳的连队军旗再添荣誉。
事实上从驻地出发，侦察一连的行进速度并不算太慢，不过20分钟全连便已经抵达了位于朝阳路和三环北路交叉路口的北京市汽车制造厂附近。而与此同时警卫第三师第十三团的后续部队却还大多还没有跟上来，只有团直属防空连的2辆“北京”212型军用吉普从后面赶了上来，奉命配属给侦察一连协同前进。
作为拱卫首都的精锐部队，警卫第三师在防空火力的配属方面同样居于全军前列，除了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团这三个主力机械化步兵团均配属有一个加强连的防空步兵之外，还有一个具有高机动性的独立防空团。但是此刻显然远水难解近渴。在完全失去制空权的情况下，侦察一连只能靠着那4名在北京吉普后座之上紧张的肩扛着“红缨”—5型单兵防空导弹的防空步兵来提供聊胜于无的掩护。
但是相对于空中的威胁而言，岳海波中尉事实上更担心来自行进道路两侧的伏击。他很清楚的知道虽然入侵者利用远程航空兵的优势，已经基本击溃了中国空军的防御能力。但是对于中国“三北”地区由防空雷达、对空导弹发射基地、指挥中枢和军用机场组成的数以千计乃至上万的目标而言，从开战的那一刻开始，苏联空军的打击任务便已经排满了，根本无暇来顾及他们这样一支小小的装甲车队。而道路两侧那些高低不平的建筑物上无数洞开的窗口随处都有可能埋伏着担任着外围警戒任务的苏联空降兵的狙击手。
“还是谨慎一些吧！毕竟我们此刻已经进入了战区！”对于连指导员司马骧焦急的心情，岳海波同样感同身受。毕竟在天空之中几乎没有停歇过的剧烈轰鸣声便仿佛是一面巨大战鼓那可怕的鼓点，提醒着每一个年轻的士兵：成百上千的入侵者通过那被撕裂的共和国空中长城，涌入他们心目中最为神圣的地方—首都北京，甚至用他们肮脏的伞兵靴践踏着天安门前那神圣的广场。
以苏联庞大航空工业从1975年开始每年以80架的速度移交给苏联空军航空运输司令部的伊尔—76型军用运输机来计算，每架飞抵北京上空的苏联空军军用运输机都具有一次性投送一个全副武装伞兵连的能力。而从刚才所有侦察一连都目睹的那一次空降来看，仅在警卫第三师第十三团的联络参谋杨远征所目测的范围之内，苏联人就至少已经在北京东郊上空空投了3个伞兵团以上的兵力。
虽然北京军区坐拥包括8个主力集团军及众多独立师、守备师在内的庞大守备兵力。这几个伞兵团的空降表面上可以说还不够塞牙缝的。但事实上北京大城区范围之内毕竟只有3个警卫师和武警部队在拱卫。而且其中无论是主力驻守于顺义区的警卫第三师还是丰台区的警卫第四师距离市区都还有一定的距离。仅仅依靠手中的轻武器去对抗拥有同样借助着降落伞抵达地面的伞兵战车、空降自行反坦克火炮等机械化装备的苏联“轻装”伞兵部队，无论警卫第一师和中央警卫团的同袍们是如何精锐、如何百里挑一的共和国精锐，都意味着将是一场恶战。
沿着朝阳路前进，越是接近市区零星的枪声和各种各样的爆炸声便越是稠密。身为一名已经在部队里待了八年的老兵，岳海波可以想象到那些枪声爆炸声背后的激烈攻防。苏联的伞兵部队可能正在全力围攻着袍泽们所坚守的那一栋栋对于共和国而言生死悠关的建筑物，而他们之间的对抗结果很可能就取决于谁能更快的获得增援。
但正因为如此岳海波才更要求自己的部队小心翼翼的向前推进，因为他相信苏联人同样清楚这一点，在全力围攻北京市区内的各大政府机关同时，必然会在中国军队可能驰援的道路之上布设陷阱以迟滞和消耗源源不断从各个驻地赶到的中国陆军重装部队，如果一味强调行军的进度，那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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