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人生第165章天空是极限
这个很有些无厘头，可又确确实实存在，隔三差五拉低香港股市一直到今天的“唐蟹效应”，说来真是话长。
要追根溯源，还得从198年中的北京，莫家那顿家宴讲起。
宴后，唐赫得被莫家的老爷子吹胡子瞪眼的骂，说他是“胆包着人”，不止因为他够胆给中南海的一号人物讲栋笃笑。
刚刚尘埃落定不久的连环收购案是他得意之作，连邓爷爷也有所耳闻，颇有兴趣的听他介绍了一番前后策略，笑眯眯总结了五个字：商场如战场。
战场讲兵力，商场讲财力。他老人家当年带兵打仗的时候，每天面临的情势大多比之前置的的处境更惨，以寡敌众、孤军深入、四面楚歌之类的词汇尽可用上形容，可没有唐赫得这样好条件占据绝对优势。
说起这个，唐赫得便不知是不好意思还是得意的笑：“嘿嘿，那些钱都是之前投机倒把挣的。”他当初不是还惹了一屁股骚么？
他倒也直白，直接用上了这么个听不出来褒义的词汇概括爱伦的本质：说到底，货币仍然是一种商品。
在这个网络还没有出现的年代，伦敦和香港两的汇市的美元对港币汇价是常常有差的，赚钱不就是低买高卖嘛。以理解，不容易理解的只是他凭什么能那么短时间赚那么多。
象征性提了提保证金杠杆的放大效应之后，唐赫得便开始打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来解释。也真是亏得他，一个被定性为英廷“孤臣孽子”的殖民的“遗少”，居然对中国特色如此熟悉。
“其实爱伦的经营方式一点不新鲜，内的也有啊。现在中国物价不是双轨么？谁有本事用计划价买，再用市场价卖，当然会赚大钱。”
“不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香港，暂时只有爱伦有这个本事；在内的，暂时大概只有官员吧？”
八零年代的中国。物品价格是双轨制的。除了按供求关系调整的市场价格外，有些重要物资，会用特定的、低于市场价格提供给指定企业，称为计划供应。
同一种物资，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差价十分大。于是有政府部门或掌权的官员，利用他们可以调拨物资的行政权力。占有计划物资转到市场高价出售。从中渔利，这就是所谓“官倒”。
究其实质，无非就是利用特权谋私利，抬高物价，损害公众利益。
前面那么莽撞都没出事，给了唐赫得勇气继续冒失，就差“官倒”两个字直接出口。人也继续没有生气。他吃的盐比唐赫得走的路多，一个香港后生都看得出来的事情，他怎么会不知道。
没有正面回应，他给唐赫得讲了一个故事。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邀请，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作等问题发表演讲。
在他的一场讲座中，中国的一位副部长问了这样一个问
“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
听到这句问话，唐赫得登时就默了。他毕竟还是太年轻，并不清楚原来在这个年代，国人对经济问题几乎一无所知，甚至是副部长级别。
他大概能猜到老人给他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太低的起点决定了转轨只能一步步来。双轨并行的阵痛恐怕还要持续一阵子。
唐赫得有些无力感——他清楚记得，曾几何时。内的民众的强烈诉求之一便是“打倒官倒”。
不过，他自己转世为人的经历与已经发生的改变让他觉得。有句英文俗谚是至理名言：notpossible
翻译成中文，就是一句挺流行的广告词：一切皆有可能。
他是一个乐观的人，感觉的事情做做，也好找找自信。
弗里德曼这个名字提醒了他些事。
这个弗里德曼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可能是全世界最为人认识的经济学家。
说实话，唐赫得其实不太待见这老头和他的自由资本主
拉美国家信了他，搞自由经济改革大幅私有化，以极严重失业、食物供应短缺和企业破产的代价换来通胀回落，可到最后还是陷入经济危机，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的。
东欧国家信了他，采取“自由主义振荡疗法”，同样令民生遭受极大打击，那些年里，“休克”到什么程度，大概可以由一架飞机能换到多少大米判断。
里根政府经济政策受他影响颇深，实行下来结果，天文数字的双赤字到最后要逼日本买单。
他倒是特别瞧得起香港，常指香港是“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场的真正运作，就应到香港去。”
但回归后，1998年香港爆发金融风暴，港府耗资千亿入股市救亡之举却被他猛烈批评，说香港政府“疯狂”(iane)、欲将香港“公有化”云云，实在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
唐赫得对他最后的印象，是他在病逝前40天于《亚洲华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香港错了)。
跟他很熟的张伍常跟弗里德曼更熟，认为他的学说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于经济沙皇成功的货币政策。
唐赫得的看法就负面得多，觉得被搞得不知所谓的国企私有化，他那套学说是始作俑者难辞其咎。
搁以前，张伍常弗里德曼是一言九鼎的大虾，他唐赫得是哪儿凉快哪儿待去的小虾米。可现而今，他说话可也有点分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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