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说：“记者同志，今天我们说反*，如果回忆人生每个人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经历，只不过性质的大、小与轻与重罢了。虽然我失学后在哥哥的影响下进入了黑市场，在自然灾害的年代投机倒把是扰乱社会经济，尤其倒卖毒麻药品和黄金是触犯国家法律的。尽管是夏成林骗钱在先，他因此教养两年而绑架作案报复于后，但终究我也是被*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可见由此我要付出人生沉重的代价，那就让我从初恋中的回忆说起吧。
大鹏继续对雅琴说下去。
：“早晨我去东市场吃饭，杨庆安与俩个警察把我抓住，直接送到看守所，我望眼欲穿的在小号里14个月，多么渴望能来人提审。是哥嫂也好，还是夏成林与分局杨庆安勾结报复也罢，他们都是胜利者，自己像被宰割的羔羊半年过去了，只有哥哥送来母亲留下的缎子被，我被剔成秃子像木头人笔直的坐在那，不敢跟号子里在押人说话。武警经常好奇的把我叫到小窗口前，掀起小布帘问长问短，有可能是18岁的我在看守所年龄最小的原因吧？
四处的来人提审，杨庆安为什么也来了？检察院来宣布逮捕，多么想早点判决哪怕十年啊！我在小号里不知靠走多少拨人，枪毙的就有两个，我的案子难办吗？什么投机倒把，什么倒卖黄金、毒麻药品都是我自己干的，与哥哥没有半点关系。至于盗窃我不敢说是夏成林和史万财绑架，因为担心他们还会报复，不仅威胁着我的小侄，也要危机到哥嫂，反正一个人承担没有同伙，即使判刑也比危机到家庭哥嫂的生命还强吧？
在小号里除了吃喝拉撒睡，就是看报纸打发时间，报纸刊登了中苏间的矛盾，陈毅十评赫鲁晓夫，其中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之说。中国那时因抗美援朝经济等还很落后，苏联实施的大国沙文主义，从历史他们不仅侵占了中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前苏联在东北以对日宣战却大量掠夺财产。正如陈毅外长所说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同时，导致苏修赫鲁晓夫下台的结局，这也就是恶有恶报吧？
法院来开庭了，但没有原告检察院，只有两个女陪审，当她们还没听完我的陈述，陪审员已经哭得不能进行了，看守所的所长表扬我一年多的表现，法院让我等通知。
几天后市中级法院把我押上车，我带着手铐见到那些繁华的高楼大厦。法院的吉普车就停在齐齐哈尔车辆厂文化宫门前，法警给我打开手铐，我走进久违熟悉的大门。
在走廊里院长告诉我：这里会场有七百多人，所召开的是忆苦思甜的教育批判大会，你要认真而且慎重的陈述案情。我昂首挺胸走进会场，向在场的人深深的鞠躬，走向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的椅子坐下。雅琴，当时我像背课本一样，经过两个半小时叙述，坐满在舞厅长椅上的人们鸦雀无声静听着，开始几乎就连咳嗽声都听不到，后来前排有些人忍不住传出哭泣声，那哭声越来越大，会场已经难以进行了。
法官问：“张大鹏，向你提出两个问题，一：板子是谁偷的？二：黄金药材谁捣的？”
我沉默有一分钟，刚承认是我偷的，金戒子和药材全是我倒卖的，下面的群众大声喊着：“让他哥嫂站出来，张大园、刘丽珍向群众交待。”
“人们都在挨饿，你们家鸡鱼肉臭了往厕所倒。”
“让你弟弟顶罪，你们还是人吗？”……！
嫂子穿着高跟鞋哭着从我身边跑出会场，有可能因为她的父亲是原来车间主任，没有人去阻拦她。
当我离开会场登上吉普车时又戴上手铐，几百群众围着看剔着光头的我，像是观赏人间怪物拥挤着已经水泄不通，吉普车像大海中的小船，车的喇叭声拨开人群的海浪缓慢的开动，离开了那哥嫂歌舞升平的文化宫。我情不自禁的趴在手铐上放声大哭，再也不去观看那让人敬仰的美丽城市。
一个月后法院来判我四年，杨庆安有意来看守所探望，嫂子带着买的包子探监，告诉我哥哥已经调山西大同工作，家也要搬，说完扔下包子就走。从此哥嫂推卸责任去山西避难了，夏成林的绑架、胁迫盗窃报复成功也逃之夭夭了。
来到富拉尔基砖瓦厂大院，首先安排在入监队学习交代问题，我不得不提到祖父是国民党和他有八个太太，并提出夏成林绑架的案情，也写了申诉书给管教要求转交法院重审。那里有四千多人服刑，四个车间一个副业大队，除二车间是刑事犯，其余全是反革命。我在二车间是“内部矛盾”每月给三元生活费，其他反革命“敌我矛盾”只给一元五。在我第一天出工走到大门被文工团的人给留下，带到剧院团长让我试嗓子，决定让我扮演京剧“芦荡火种”里卫生员小王，全戏只有一场唱段，学会后因不愿男扮女装还是让我推掉了。
五中队胡队长是个抗美援朝炮兵团长，他对犯人在一切行动中完全军事化，讲话手表往桌子上一放，说是五分钟到点就结束，根本不拿大家当犯人。工作他跟着干，每天任务提前完立即收工，并来宿舍和大家谈心，针对每个人的案情、思想都是了如指掌，或有时还与犯人们在一起下象棋。监狱大院离各车间十几里远，每天胡队长让我领着站队喊口令走正步，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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