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陆秀夫、张世杰等宋臣拥立赵昺［bing丙］为帝，流亡迁徙于南海的崖山一带（广东新会南80里海中），宋廷百官及20万军民也驻于此。元军步步紧逼，只好退守水域，住于舰船之中。宋有船1200余艘，内大船极多。宋主将张世杰以舟师碇海中，其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奉帝昺居其中。这用大铁索连起来的千余艘战舰，护卫着御舟。成为庞大的水上城堡，决一死战。1279年1月，元军主帅（宋降将）张弘范以厓山北水浅，舟胶不能进，就转而南入大海，与张世杰舟师相遇，宋船坚不能动，张弘范就以船载茅草，灌以膏脂，乘风放火烧船，而张世杰的战舰又都涂上了泥，缚长木以拒火，张弘范亦无可奈何。至2月，宋军士食干粮已十余日，饮海水，水咸，饮其呕吐。李恒自广州率兵来厓山会战，张弘范命他守厓山北，张弘范以舟攻厓山南，张世杰腹背受敌，殊死战中，矢石蔽空，宋军伤亡惨重。情况紧急，陆秀夫见帝昺舟大，且诸舟环结，料不能脱身，即背负七岁幼帝昺蹈海死，后宫从死者很多，千艘战舰沉海底。余舟尚存800艘。七日后，尸浮海上有十余万人。张世杰率舰至南海也投水殉国。南宋亡。从厓山大战，也可知南宋时的海船实力。
正由于中国海船运载量大，稳定性强，安全可靠，航速也很快，所以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都愿乘坐中国大海舶。这就与唐朝时，中外商人僧侣多乘外国“蕃舶”有很大的不同。说明着宋代我国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
宋代的主要航线有：
1西洋航线
北宋中期西夏崛起于宁夏，控制了河西走廊。宋政府规定，对西方贸易往来只能“自广州路入贡，更不得于西蕃出入”。宋与西方各国的往来通道只能走海路了。宋代和西方各国通商，据《岭外代答》（周去非著）、《诸蕃志》（赵汝适著，成书于1225年）等书记载就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重要的有高丽、日本、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阇［she蛇］婆（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大食、层拔（黑人国之意，在非洲中部的东海岸）等。远远超过了唐代的活动范围。据《岭外代答》说，这些国家与中国来往密切的第一是大食国，其次是阇婆国，第三是三佛齐国，最后才是其他各国。这些国家都在亚非航路沿线。宋代远洋航船已能横渡印度洋，沟通了从中国直达红海和东非的西洋航线。
主要码头、港口有：
（1）广州（或泉州）至三佛齐（中国至苏门答腊岛东南）。广州到三佛齐用38天。三佛齐古称室利佛逝国，在宋时是东南亚海上强国，扼新加坡海峡东南处海口，成为东西方远洋航船产品集散地，也是中国与南海交往必经的停泊点。
（2）广州（或泉州）至阇婆（中国至爪哇）。宋代的阇婆富饶超过三佛齐，是胡椒的集散地。中国以丝织品、茶、瓷器、铁器、农具等和阇婆的檀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胡椒等进行贸易。
（3）广州（或泉州）至蓝里、故临（中国至印度）。蓝里位于苏门答腊西北端班达亚齐，扼孟加拉与马六甲水道相交处，地当太平洋与印度洋航行要冲，东西方远洋航船必经之咽喉要地，盛产象牙、苏木、白锡等。从广州至蓝里40日，过冬后第二年再航行一个月到故临（印度西南角海岸奎隆一带）。
（4）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故临至大食（中国至阿拉伯）。基本是沿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至波斯湾。阿拉伯首都巴格达是国际贸易中心。中国把丝织品、瓷器、纸张、麝香等运至阿拉伯，再运回香料、药材、犀角、珠玉等。
（5）广州（或泉州）经蓝里至麻离拔。麻离拔地处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卡马尔湾头（今属也门），盛产乳香、龙涎、犀角、象牙、没药等，水陆交通发达。大食及非洲诸国都到此贸易。中国远洋船只“自中冬以后（由广州）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常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中国”（《岭外代答》）。
（6）广州（或泉州）经蓝里、横跨印度洋至东非。宋代罗盘针应用于航海，中国海船建造水平及航海水平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处于世界前列。唐末以后，阿拉伯人东来多搭乘中国海船直航广州，安全可靠。至宋代，往来于西方航路上的几乎全是中国船，宋代开辟的至阿拉伯与东非的航线标志着我国航海事业已达繁荣时期。
2对日航线
北宋时，正当日本藤原氏执政的全盛时期，对北宋采取闭关政策。从文献记载中看，北宋时，几乎没有日本船来中国贸易。所以只有北宋一方的对日航海贸易活动。北宋、南宋时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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