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两个具体地区户数变化的例子，均按与宋代相应地区对比。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宋代两浙的户数高于唐代，低于元代，河北的户数也低于其后的金代。均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相适应。
看一下北宋及其他朝代户数的年递增率，更证明这一点。
从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的4279634户，到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的9348227户，[11]（《郡国志五》，应邵注）中经90年，年递增率为8．7‰。
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的3041871户，到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的9069154户，[12]（《地理志》）；[9]（卷84）中经115年，年递增率为9．5‰。
从宋太宗时的《太平寰宇记》(成书年代约为980－－989年，暂取其中间年代984年)所载的6499145户，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的2088225户，[2]（《食货》69之71）中经约125年，年递增率约为9．3‰。
综上所述，宋代的总户数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基本可信。
三、北宋历年户数表分析
北宋一朝，全国总户数传世有50多个年代的具体数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但其中有虚有实，有对有错，不能随便引用。因此，有必要将其排列为表，以便比较鉴别(附后)。[1]
1．同一年代不同户数分析。
我们在表中首先发现的问题是，同一年代的户数并不相同，共有20处，有的差距相当大。主要有3个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其一，传抄刊刻之误。古籍文字在千百年的传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讹误衍漏，其中数字笔划少又枯燥，更是如此，而且不易理校。典型如《宋会要·食货》一一和六九两部分有内容基本重复的《户口》，二者个别地方互有详略，更有不一致的数字。如天圣七年、嘉祐八年、治平三年、大观三年的数字即各不相同。不同书籍中同一年代的户数不同，也有同样的原因。建隆元年4个数字，开宝九年2个数字，“太祖朝”3个数字，至道二年3个数字，景德三年3个数字，“真宗朝”4个数字，天圣七年2个数字，宝元元年4个数字，嘉祐八年3个数字，治平三年2个数字，熙宁八年2个数字，元丰元年前2个数字，元祐三年3个数字，元符二年2个数字，大观三年2个数字，均属此类错误。类似不同，大多差异在千位数左右，其中嘉祐八年的3个数字仅是个位之别，影响不大，可存而不论。极个别差异在百万位左右者，经前后年代的数字参照比较，则可以检验出讹误者。共2例：1．《宋会要·食货》一一之二八所载元符二年数17915555户，与前一年的19435570户和后一年的19960812户参照，显系错误，是第2位和第3位数字颠倒造成的，应以《长编》等书所载的19715555户为准。2．《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九所载大观初数为29010000户，前后年代数字比较，也是同样错误，应以《通考》所载的20910000户为准。
其二，同一书中单列的总户数与各地或分类具体数字之和不同。共3例：1．建隆元年。《长编》卷l载：朝廷根据各地提供的户数升降天下县望，“凡望县五十，户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七十；紧县六十七，户二十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三；上县八十九，户二十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中县一百一十五，户一十七万九千三十；中下县一百一十，户五万九千七百七十。总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户。注：按总数不符，应作九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三户。”分类数之和多出90户。《玉海》所载分类数与《长编》同，但总数作967553户，反而少110户。另有《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七所载总数与《长编》同，但其分类数中紧县户数作271693户，差别更大。唯有《宋会要·方域》七之二五所载两类一致，都是967353户，与《长编》、《玉海》的分类数对照，可知这两书的望县户数应为“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七”，中县户数应为“一十七万九千三”，原末尾均衍出“十”字。此数应以《宋会要·方域》所载为准。2．元丰二年。《文献通考》所引毕仲衍的《经进中书备对》内，全国总户数为14852684，但下载各路户数之和却为14543264，相差309420户。主要原因之一，是各路户数不完整，缺开封府、梓州户数。而《元丰九域志》所载这3地的客户总数为480427户，若借此补加，则为15023691户，又比总数多出171007户，仍不一致。故而此数存疑。是年应以《元丰九域志》户数为准。3.崇宁元年。《宋史·地理志序》载崇宁元年总数为20264307户，但下载各州户数之和则为17301008户，相差2963299户。主要原因是，《宋史·地理志》中，广东、广西、夔州路的户数并非崇宁元年的户数，而是元丰年间的户数；福建的福州、泉州、南剑州、漳州、汀州、邵武军6地，虽标明为崇宁数,实际上也是完全抄自《元丰九域志》,[13]以上各地22年户数变化情况没有得到如实反映；更应指出的是，另有28州军(不含南宋所置者)根本没有户数记载。因此崇宁元年总户数应以《宋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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