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和其他一些孩子被集中到了一起，离开那个帐篷时小雀斑哭的像个泪人，要不是护士长在一旁劝慰，她有可能抱着我不撒手，最后在我的包袱里塞满了吃的和一张纸条:
卜抗震男1976年7月28日18时43分出生
看着我的命名之母冲着我拼命的挥手我也是百感交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呢，只是听护士长叫她小刘。
临时聚集孩子的木屋十分简陋，不过也比帐篷强上一些，好在现在是夏天，还不用担心取暖问题。第一批孩子已经起程，我不知道自己会被安排在什么地方，不过我也不担心这个问题，说来奇怪，现在国家的经济远远差于三十年后，可政府在福利保障上的重视程度却远远高于以后，我想这就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副作用吧！看看后世的美国、日本这些富裕国家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还在争论社会福利保障的范围，就可以明白这种副作用的能量到底有多大，倒是一些西北欧的小国福利高的惊人。后来的唐山政府对我们这些孤儿还是非常照顾的，这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不过我最终也没有等到那趟专列，在木屋里生活了不到三天，我就出现了休克症状，伴有心律失常。当我被重新带回野战医院的时候，小雀斑说什么也不让我再离开她的身边，记得当时我经常昏迷，每次休克都让大夫们手忙脚乱，可就是查不出病因，小雀斑一直把我抱在怀里，生怕我有什么闪失，后来又发现我血小板低下，一旦出血就血流不止，最后导致贫血。晕的我每天都分不清白天黑夜，小雀斑还抱着我晃来晃去她可能觉得这样我会舒服一点，可哪知道贫血的人对动作很敏感，每次她哄我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好像要飞到帐篷外面去了，只能闭上眼尽量克制眩晕的感觉，而她却以为她把我哄睡着了，于是我每天都要忍受坐过山车一般的感觉，其实我大可以哭两声或者做出难受的表情，但是每当我看见他稚嫩的脸上写满的怜爱，与眼眶中的泪水，我就强自忍受住了一切，尽管有她们的悉心照料，可病情一直没有好转，野战医院也没有能力治疗，最后我被火速转移。
转移的过程我也处在半昏半醒的状态，只记得自己坐在一辆救护车里，还是小雀斑抱着我，偶尔清醒的时候看见每个路口都插着一块牌子，上面画着一个箭头，箭头指着其中的一条公路，箭头的后面写着：往唐山。
不知过了多久，我们开进了天津，满眼望去，一样的废墟，一样在忙碌的人们。这次大地震天津一样受到了波及，由于天津处于九河下稍，土质松软，而且现在地下水位很高，还没有像以后那样由于过度抽取导致枯竭，所以当强悍无匹的地震波传来的时候，土地迅速液化，整个天津像是建筑在果冻上一样摇晃不止，本已有所衰减的震波被加强，并且在周边岩石地貌上充分反弹，最后达到了烈度Ⅷ～Ⅸ度的破坏。与唐山直线距离相等的北京却没有这么大的灾害。不过天津还算是幸运的，毕竟震中不在这里。
车子穿过大片的废墟，停在了几个简易临建棚的前面，门前立着一块牌子：天津市儿童医院
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大夫为我做了检查，并且询问了我的病历，最后几个人同时摇了摇头，小雀斑已经明白了，咬着嘴唇哭了出来，有几滴热泪滴在了我的脸上。
“这孩子的症状很奇怪，我们也说不清楚原因，可能是和地震有关吧？”
另一个接口道：“如果设备还在，我们倒是可以再作进一步的检查，可是现在……就算是查出病因，这么多严重的并发症也……”
说完几个人同时沉默的低下了头。
“就是说……没救了？”小雀斑还不死心的看着他们。
其中一个年纪最大的忍不住开口：“就是送到国外，这孩子恐怕都活不过18岁！我们……你要是相信我们，就把孩子留下，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救他，就算最后……我们也要让他快快乐乐的过完童年！”
小雀斑抱着我无声的落泪，我伸出手想要擦干她的泪水，却使她哭的更加汹涌。
最后我还是留在了天津，在几个老医生的照顾下仍没有任何好转，唯一改变的是病发时可以得到最及时的治疗，就这样我度过了1976年。
1977年的春节我是在医院里度过的，病情没有改善我也没有出院的希望，其实我对能够活多久并没有太在意，毕竟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很多事情看淡了不少，唯一让我遗憾的是，我又一次无法再看见以前的亲人了，我原来打算再去看他们一眼。没过多久我被转移到一所全托幼儿园，这里有许多与我相似的孤儿，可以说就是一个孤儿院，院长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中年女人，从阿姨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她的儿子就在地震中去世，所以她主动的承担了照顾我们的责任。
我所在的是婴幼儿组，每天都有许多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被放在一块圈起来的空地上，里面有一些幼儿玩具，一两个阿姨站在外面确保我们不会发生危险。那几个老大夫经常定时的来给我检查身体，阿姨们也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了我的情况，所以对我很是照顾，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吃奶、睡觉和看着别的孩子滚来滚去。
阿姨们觉得我很奇怪，因为我并不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而且也从不哭闹，即使是练习走路时摔倒在地，我也不吭一声。还坚决不穿开裆裤，想方便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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