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科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在军事方面,创立了一种寓兵于农的卫所制度。将全国的常备军按卫、所制度编制起来。规定每五千六百人组成一卫，每卫下设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包含十个百户所。百户所下设两个总旗,每个总旗包含五个小旗。卫、所驻扎各地,隶属于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都司之上为五军都督府。士兵平时归卫所操练、屯田，战时由兵部调遣,由皇帝临时任命的总兵官统帅作战。战事结束后，兵回卫所，将归原任。兵部、都督府和总兵官职责各异，军权高度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
明军占领辽东后，朱元璋鉴于辽东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政治形势和民族分布的特点，几经改革，最终确定辽东地区不置府县，专以都司卫所，实行军事统治。辽东都司下辖二十五卫，其卫所除军事功能外，还兼理民政，为区别于内地其它卫所的显著特点。
从明代以来有关文献的记载来看，明朝政府在辽东地区“悉更郡县以为军卫”，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地理位置重要。按《明史》所载，辽东都司的管辖范围，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这片方圆千里有余之地，为沟通华北与东北之咽喉，其周边几乎全部居住着少数民族，并且作为边境地区,又与朝鲜、日本等国为邻。特别是作为京师左臂,尤为重要。正像明朝人周宏祖总结的那样：辽东为燕京左臂,三面濒夷，一面阻海，山海关限隔内外，亦形胜之区也。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广置军卫镇抚之。
二是经常受到少数民族骚扰，军务繁重。自“元人北归，屡谋兴复”。尤其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方防御更显得重要。先是元朝的蒙古贵族图谋复辟，接着鞑靼、瓦刺相继南下，东北边还有悍勇的女真游牧民族，因此，“终明之世，边防甚重”。辽东地处“边陲重地，为九边重镇之首”。这一地区“以地孤悬，控制诸夷,非兵不能守国，非食无以养兵”，故“罢郡县专置军卫”。此即明人所谓：辽东之地，“华戎合居，新附杂处，士马为重，边寄实专,故我国家更郡县而卫所之”。
三是地广人稀，民政轻简。辽东地区开发较早，为东北的先进地区,但和内地相比，仍然是地广人稀。特别是经过元末明初战乱的影响，“居民散亡”，人口十分稀少。当时数千百家算大城，百五六十户算大堡。如辽阳为辽东都司的治所，设定辽五卫、东宁卫及自在州,置兵屯戍，是明代辽东的改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然而仍是“地阔人稀，有土满之患”。其它如宁远一带“空旷如野”，开原、铁岭居民寥落，凤城、草涧更是山林野甸，路少行人。因此，虽设州县，百姓甚少，行同虚设。
四是因民而治，便于管理。一方面，明代辽东的人口，绝大部分是军队及其家属、帮丁等。居民成份的这一特点，也是明朝政府在辽东地区推行卫所制度的根本原因之一。辽东军兵绝大多数来自内地，由于边疆条件艰苦，气候寒冷，士兵及其家属往往不安其居，相率逃回关内。因此，明朝取府在辽东采取了“编民一以卫所”之制，以使“万户管千，千户管百，节制易明，逃跑可稽也”。同时，“终明之世，于军籍最严”，各地“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如有逃亡，可据籍追捕勾摄；另一方面，明朝统治者认为辽人勇悍难治，只有采用严格的军事组织与纪律管理才能奏效，即所谓，“边鄙瓯脱之俗，华夷杂揉之民，迫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制治之也”。
辽东是明朝在东北最先建立统治的地方，后来又由此而控制东北各地。洪武四年(1371)，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以辽东州郡地图并籍其军马钱粮之数”，遣使“奉表来降”。朱元璋嘉其诚心归服，下诏设置辽东卫指挥使司，任命刘益为指挥同知，卫治设在盖州得利嬴城(今瓦房店市得利寺山城）。此为明朝统治辽东之始。随后，朱元璋调凤阳卫指挥马云、青州卫指挥同知叶旺署龙虎将军、都指挥，镇守辽东。二人由山东登莱渡海来辽，行至中途，辽东发生骚乱，刘益被故元平章洪保保杀害。马云、叶旺等平定骚乱，并被任命为新置之定辽都卫常挥使，驻防辽阳，“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治城池，以镇边疆。”洪武八年(1375)，定辽都卫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自洪武四年至宣德五年(1430)，明廷用了五十年的时间，自南而北，由东而西，在辽东部司内计设二十五卫、二自在州、一百二十八个千户所，其中，辽西十一卫、辽南至辽北十三卫、凤凰城一卫，完成了各卫的布局。辽东都司隶左军都督府，共有驻军十九万零三百人。据《全辽志》记载：明初“辽东之军，以十计之，大抵八分操备，而以其二供屯种、盐铁之务”。继而减戍卒而增屯夫,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曾一度下令所有军卫“俱令屯田自给”。至永乐、宣德间，辽东屯田达到极盛，“数千里内阡陌相连，屯堡相望，由是罢海运粮”。辽东十余万马步军丁的粮饷，全靠屯田收获供用。
都司卫所主要官员的配置：都司衙门内，有都指挥使一人、都指挥同知二人、都指挥金事四人。各卫与作为纯军事机构的都司衙门不同，为军政合一的地方基层政权机构，同时接受山东布政、按察二司派驻辽东的二分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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