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为了巩固自己那短命的军政府，命令张宗昌无论如何一定要顶住，能拖多久是多久，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
四月十日，北伐军终于再次发起猛攻，张宗昌麾下奉军一溃千里，数日之内，连续丢失台儿庄、郯城、鱼台、郓城、巨野等地。而负责镇守临沂的方永昌一部还没等想好是死守还是“转进”。便被蓄势已久的复兴军八旅宋希凡部与城中护卫军里应外合拿下城池，方永昌带着残兵仓惶北逃。
斯时，山东腹地到处是无心恋战的溃兵，他们一个个饥肠辘辘的拖着枪跑回济南附近，就地将枪械倒卖的倒卖，丢弃地丢弃，能弄一点钱是一点，总而言之想尽一切办法逃出这个战场为最佳。
于是在山东地面上，上演了一场非常热闹的军火大甩卖。刚刚从北面张大帅手里领来没多久的新步枪加上全套的配件。子弹有多少算多少，才卖四十元，而地主富翁们最喜欢的盒子炮，则只卖六十元，不管成色好坏，给钱马上就交易，绝对不拖拉。
从苏鲁交界处一直到济南这一带。凡是津浦路左侧那些没有复兴军插手的地方，老百姓跑了一个精光，剩下的地主们也是家家的堡寨，正需要这些平日里金贵的要命还限量供应地军械来保护家园，防止被四面冲来的军队趁火打劫了，所以好不容易有成千上万的军队在甩卖武器，他们如何不疯狂的收购？
张宗昌失了势。张作霖顾不过来，整个奉军上下人心浮动，那些中层将领们一个个的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图谋出路。这样一来麻烦就更大了。张宗昌见自己根本堵不住北伐军疯狂进攻的势头，便匆忙将剩下地主力队伍抽调回来，直接撤到德县以北，随时准备朝直隶天津一带大撤退。
对于北伐军重新开始的统一军事行动，日本上下密切关注。有了英美撑腰的蒋中正不再一味的畏惧日本人的威胁，这导致日本田中内阁以及陆军部那些激进派们将刚刚压下来的野心重新激发了起来。
四月十六日，先是济南领事馆的武官酒井隆少佐。写信给大本营参谋长建议派兵进入山东阻止北伐军地前进，同时在青岛的总领事藤田却也被日本商人侨民堵在领事馆里。
藤田领事是一个奉行币原外交政策的人，因此他主张的是温和的对华政策，尽量不干涉中国的内政纷争，看好自己的地盘趁机发大财就可以了。
但是，占据了日本政权的贪婪的财团和商人们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自己在这里地权益受到了极大的侵袭。在之前，他们可以让中国的工人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不得休息，吃的却只是黑色发霉的窝头或者高粱渣。拿的是最微薄的工资。却仍是没有一点好脸色看，他们的论调是：“支那人是愚蠢的、恶劣地人种。千万不要夸奖他们。我们来这里开工厂，雇佣他们干活，尽管辛苦一点，难道不是给他们一份工作么？没有我们，他们去哪里赚钱？这些不知廉耻地人，不管你怎么善待他们，不管你给他十块钱，还是一块钱，他都只会抱怨和发牢骚，所以，给他们恩惠就太愚蠢了！”
他们不仅要中国工人给他们卖命干活，还要求中国人都俯首帖耳地做他们的奴隶。他们认为，“在朝鲜，在满洲，支那人都对我们敬而畏之，战战兢兢”，而这里地支那人还敢摆谱，还敢反抗顶嘴，实在太狂妄了。”
而这种情况在美华集团和齐鲁商会崛起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有了更加合适的地方去工作，那些曾经在日本工厂中辛苦工作很久却得不到足够回报的熟练工人们跑的精光，其后他们再招聘有过工作经验的工人简直不可能，并且因为齐鲁商会的各类产品售卖价格极其低廉，这也导致了他们收益的下降。
更要命的是，一波又一波的抵制日货的运动，将日本产品几乎从山东市场上清理出去，他们为此曾经想出来用中国产品包装来假充国货谋取利润的勾当，但这终归是杯水车薪。顶不得大用。
特别是到了1927年下半年，日本出兵山东不但没有带来好的效果，反倒大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自尊心，排日风潮更一浪接一浪的来，日本在山东一点五亿的投资被淹没在数量急速膨胀起来的鲁商集团巨大的财富之中，他们的生存空间大大的减少了。
这里面受损最为严重地，便是往中国贩毒的那些家伙。原本日本政府组织的贩毒活动每年能从中国北部收获上亿元的利润，但由于复兴军的崛起。加上陈晓奇为首的那些人对于打闷棍抢劫毒贩子别有爱好，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的损失相当严重，先前分别从烟台、青岛海岸运进来的毒品接二连三的被抢劫一空，而从北京天津方向铁路公路运输地毒品又经常被车匪给缴获，导致他们往山东贩毒损失惨重。
如此多的怨恨积累起来，特别是上次出兵并没有的到好的解决，使得这些小家子气的商人们越发觉得他们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对比朝鲜和东北完全不同的环境待遇，他们地出来的结论是---他们落到这样的田地。是因为没有日本军队的保护。
日本在山东的侨民有两万人左右，其中两千人在济南，绝大部分在青岛，其余的分布在胶济线沿途的城市中，身份绝大部分是商人。北伐再起，这些人认为好机会到了，所以强烈要求藤田领事务必要求国内派兵前来“保护”他们。
藤田领事根本架不住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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