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是，前者损失的是领土与金钱，后者损失的是弥足珍贵的国粹。当时，国人只见政治损失而不见文化传统损失，企图以牺牲汉字为代价换取国家崛起，反映出固执与偏见。为策略起见，在陈独秀的规劝下，汉字仇家采取了分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取消文言文，第二步取消汉字）。于是就有了对文言文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926年鲁迅与朱光潜之间的一次过节。朱著文说：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一般》杂志1926年第1卷）
鲁迅看到这番话立即予以回击：……说起要写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感到沉重。（《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
若不仰仗深厚的文言功底，鲁迅何来文豪美誉？鲁迅言不由衷矣，若非文言文功底深厚，怎写得出《汉文学史纲要》这样的传世之作！若不依仗旧学功底为何与古之大家气类相同而与众小有异？在某种程度上，鲁迅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当时只有骂传统的才是英雄。
汉字拉丁化运动一半出于西方的压力，另一半出于中国人的自觉自愿。那时，已经有许多学人认识到文字与文明建树、思想认识的关系，甚至看出文字与国计民生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研究与思考，一部分学人以为中国之落后挨打汉字难脱其咎。
仅从语言文字表象上看：十九世纪的现实确实是使用字母文字的国家欺负使用汉字的国家，即西方国家欺负东方国家。列强企图把自己的语言文字强加给被征服者，并对其施行“语言奴役”。时势给人一种假象：要想摆脱列强奴役，必须加入拼音文字行列，成为拼音族中的一员（有人举例说，日本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使用假名）。
然而从事后看，西洋人把“语音中心主义”贯彻到神州大地的初衷最终还是未能完全如愿。这一结果绝非偶然，是客观规律发挥了威力。可以将这一规律描述为：就文字而论，如果借助于武力等非常手段，强势文字可以吞并弱势文字；然而无论借助于什么，弱势文字都不能吞并强势文字。中国在经济政治上是弱国，文字却是强势的。
不管汉字革命派看法如何，这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文化是个包容极大的概念，可以细分为科学文化、形而上学文化、非文字文化、文字文化等。这些文化中，文字文化的独立性最强，最可能从军事、政治范畴中逃逸出来，展现其独立形态。
汉字即如此，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已经大多被“西化”了，然而无人能彻底“化”汉字。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依恃他族语言文字而兴盛发达。所有的语言文字置换都是殖民者强迫的结果（在非洲与拉丁美洲很多见），只有中国出现了自己愿意取缔自己的文字的咄咄怪事，对这种至耻之事实在难于发言，然而又不能回避，因为“取消汉字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人本乡人，岂无乡思？华人乡思蕴藏于诗词歌赋之中，“床前明月光”与“明月几时有”永远属于华夏乡人。“白云在天，长离别矣”（王褒语）！只好“际以哀典，捧泪一掬”（黄兴语）了。
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感受到：最富价值的已经不是现代化之所赐，而是现代化之所失，“所失”价值比“所赐”价值更大。世界各族，无不珍视传统，无不对国粹握之不置，怕如赵璧。只有中国人风来俗易，令往民随，敢于在一夜之间毁千年文物。传统汉字文化似奇花异草，天下独绝，思之而形消，念之而人瘦。
如今汉字虽在，许多汉字文化却被剿杀，含冤而没，如果它有坟墓，我当虔诚跪拜，拱木当收忠魂。涕之无从，言不写意，以此为慰！自文字而观之字繁文简，自文章而观之文字繁文章简，此汉字之大观也。字生于文，文生于万象，万象生于太极。汉字纳太极之养而续命，故巧构妙契，天人合齿，入于纤微而充于广大。传千年者，非因此耶？今人好事，以为事事高明于古人，恨汉字而瘦其身，不知汉字与太极连类。标高而削其形，海大而小其围，造人似鬼，使人见而惊走。主简化者想象新诡，挂漏却多，以为符号者简简益善，实考之未赅，察之未审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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