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集中国攻略280共和
赵烈文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闭上双眼：“大人，烈文不知！”
“共和一说，最早源于周朝厉王奔彘以后，朝政由周公、召公共同执掌，史称‘共和执政’，冯桂芬用其词，意指多方联合执政，与西方的民主类似，其共同点在于否定了家天下和君主的至高无上，代之以议政会为最终权力机构，”虽然是曾国藩手下的幕僚，赵烈文对华夏的关注一直很重视，也看过名声很大的冯桂芬的新经学，对于华夏一再倡导的共和，了解得很详细。
“按照华夏联盟的通告和如今四省总督府的设置，联盟也会设置一个首脑，好比如今四省的叶兴华，但是这个首脑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首先不是世袭，也不是终身，而是有任期的，任期结束，便要由议政会选举新的首脑；其次是首脑即便在任期内，重大决策依然需要通过议政的表决，不然是无效的，按照冯桂芬的说法，这就是所谓的制衡，共和就是要反对绝对的权力，因为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赵烈文道。
“绝对权力导致绝对**，”曾国藩眼中闪过一道亮光，儒家向来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教化治天下，不过像曾国藩这样的人物，自然知道现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大清的官场，不过是和光同尘而已，从未有过所谓的吏治清明。
但是，知道是一回事。如何想却是另外一件事，至少曾国藩对传统的纲常lun理还是相当地重视：“共和虽有制衡，难免造成纷争，如何形成稳定有序的秩序？”
“冯桂芬在《共和说》中，对此有很详细的描述，不外乎平衡两个字，冯桂芬认为有人处皆有党。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此话本来不错，历朝历代皆有党，前明党争尤其惨烈，而在共和的体制下，有党也有党争，但党争涉及的只是票选。”
“《共和说》中曾以前明为例，晚明曾有东林党、浙党﹑齐党﹑楚党等。后又有阉党，东林党与齐楚浙党，阉党与东林党相互争斗，有党派而无是非，兴党狱，死人无数，冯桂芬认为党祸的根源并非结党，而在于决定两党命运的权力在皇帝手中。是个人意志，这样谁都不服谁，无不以极端地办法来对付对方，从而导致没有原则的倾轧。”
“而在共和体制中，党争地评判标准并非某个人的意志，首先。各党代表的政策哪一个能得到通过，直接由议政会投票表决，票数多者通过，清晰明了；其次，议政会的成员可能都有党派和政策倾向，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议政会的议员，又是接受更大范围的选民投票产生，譬如湖南乡绅选举大人为议员，则大人可以代表自己的派别投票。”
“那大家不都投自己地票？”刘蓉不以为然地说道。
“可以，但议政会有不同的派别。如果别人不支持的话。那么这样的政策便无法通过，”赵烈文道。
“这就好像朝堂议事。有时候各派意见不同，也会争执不下，传统的办法就是由皇帝来决定，”曾国藩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共和：“以前明为例，前明的皇帝做决策时，自然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或者是偏向某个派别，无论怎样选择，总会引起另外一个派别的不满，以为皇帝是偏袒那个派别。”
“不错，若君王强势，自然好说，若君王暗弱，问题就来了，一方不服，自然会想办法打击另外一方，这就是党争，可怕地是，党争的胜负依然是某个人的意志，譬如天启信任魏忠贤，阉党自然取胜，崇祯登极以后，阉党又会倒霉，”赵烈文也拿明朝的事情来解说，其实他们都知道，无论放在哪个朝代，都是这样的，就好像清朝的汉臣和满臣之间地差别，只能是满臣有利，不过这种有利已经成为常态，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而共和制则不同，争执得再厉害，也只能通过投票来解决，议政会十三个省和京都的上百位议员，一人一票，支持者多，则通过，支持者少，则不通过，谁都无话可说。”
“但是在投票以前，还是可以想办法打击那些反对者啊！”刘蓉还是觉得不以为然。
“当然，冯桂芬就曾说过，每种制度都会有其缺陷，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弥补这种缺陷，但按照制度执行，总有规律可循，也就是说未来是清晰的，而以人的意志特别是某个人的意志来做决定，风险就很难控制。”
“《共和说》中强调多数人的选择，比如大的决策由议政会投票作出选择，议政会议员又要经过地方议政会投票选出，地方议政会议员则要经过当地乡绅的选择，冯桂芬认为不排除某个集团可以控制或联合大部分的议政会议员，比如东林党曾经名动天下，那么至少这个团体作出地决定，应该是维护他地团体的利益，由于这个团体是不同地方选出来地，那么他就应该是代表了大多数地方的利益，那么这个决策便是通过了，也是可以的，至少符合大部分的利益。”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联合大部分的议员，那么就可以让制台大人做共和政府的首脑？”刘蓉难以置信地问道。
“是的，《共和说》里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譬如议政会提出谷物的税收降低而小麦的税收提高，对南方有利而对北方不利，通常情况下代表北方的议员会反对，代表南方的议员会支持，如果是传统的办法，大明皇帝很可能支持考取进士更多的南方，显然南方人在官僚体系中的人多，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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