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元年，三月十五，皇帝大朝，主题只有一项，颁布新政条令。这场在刘皇帝这边酝酿了近半年，在东京庙堂筹议了一个多月，并在民间引起反响与波折的“治国新策”，终于在一种千呼万唤中出台了。
说是新政，却非变法，只是为应对大汉新的形势，在国家发展到新的阶段，而采取的更符合国情、民情治理策略。并且，虽然以皇帝的意志为主导，但明面上，却是由群臣各抒己见，综合意见，商讨而成，官僚臣子们的参与度很高，哪怕大部分的意见都没有被采用。
而所谓“开宝新政”的主要思想，就一点，偃武修文，与民生养休息，所有的政令，其目的就指向一点，与民利惠。
在减轻民众负担的问题上，是朝野内外上下的共识，毕竟没有灭国统一的压力在那里，军事上在几年前重创辽国也大大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大汉有充足的余地来进行调整，给百姓们降降压。
而在具体的施行上，当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减轻徭役，降低税收。经过群臣反复的商讨，再加刘承祐与宰臣们认真考虑，决定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其一，是最直接的，将丁身钱从原本每年每丁百钱，减到四十钱，并且，将成丁年龄，由二十岁提高到二十一岁。
不管是此前的租庸调制，还是大汉沿袭的两税法，原本都是没有丁身钱这个说法的，只是，在南方诸国，都有类似的税收，或收钱，或收粮，或纳绢布。于是国初之时，为了缓解财政艰难，三司使王章那个“吸血鬼”，也跟着制定了一个“丁身法”。
最初的规定，每年每丁缴纳两百钱，且以十六岁成丁，就这种苛政，早期的大汉朝廷的岂能得人心？王章岂能不被骂？并且，当时有很大一部分的丁钱，没能进入国库，而落入了地方节度的口袋，成了他们名正言顺敛财的手段，反正锅可以甩给朝廷。
那时候也是没什么办法，不编着名目搞钱，朝廷都快维持不下去，哪怕在刘皇帝掌控军政，开始进行乾祐改革后，也只取消了那些过于荒唐的杂税，而没有动丁身钱。
直到后来，却孟蜀，平河中，大汉局势趋于安稳，开始苦修内力，准备攻取淮南之后，刘皇帝才把丁钱给改得“合理些”，每年每丁降为一百五十钱，成丁年龄提高为十八岁。
虽然仍旧很重，但总归有了进步，对于那些黔首而言，也是种减负解压。后来，随着朝廷局面日渐好转，取淮南，收秦凤，定荆湖，刘承祐再度与民以利，于乾祐九年出巡还朝后，把丁身钱降低到百文，年龄提高到二十岁，一直到如今，而大汉的百姓们已经在赞扬皇帝仁慈了。
如今，再在丁税上减负，绝对会民情大悦，高赞圣君了，而新成长的平民百姓或许不会意识到，原本他们是不用缴纳这丁身钱的。
而仅此一项，按照户部与度支的测算，朝廷每年在丁税上就要损失上百万贯。而这道政令，对于江浙闽的百姓来讲，是最为友好的，以吴越为例，他们每年每丁是要交三百五十钱的，如今一下子被降到四十钱，对大汉朝廷的好感与认可岂能不暴涨？
其二，就是在每岁两税的配额上进行调整，根据人口、土地、财产、富庶程度等条件，而划定诸道税额。沿袭自唐时的两税制，有一个看起来很先进的原则，就是量入为出，根据前一年所得标准制定征收额度，然后摊派天下。
如此固然减少了朝廷的麻烦，但因“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理念，看起来是贫富均差，但是因为造成了人口的流动，并因户数变化而定额不变，而造成贫着愈贫，富者愈富的情况。
毕竟，在人口流动不受到巨大限制的情况下，都愿意往富庶的地区谋生，而人多了，摊薄下来，需要缴的税反而少了，穷的地方则反之。
当然，两税法如果只是弊端的话，也不可能延续这么多年而不被历代废除，这是国家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能够采取的税法，并在此制的助力下，商品经济得到腾飞，社会活力得到释放。
税额可以通过朝廷更改均衡，通过强权推行，但其中最让人忧心的一个弊端，就不得不重视了。那便是土地的自由买卖而造成的土地兼并问题，这是在两税税制下，一个避不开的问题。
当下，情况还不严重，人口还不多，土地富余，但过个几十年，就不一样了。因此，为了在此方面加以限制，决定增加土地交易税，课以重税，但凡买卖土地，买卖双方皆缴纳两成的税。
关于土地的问题，刘皇帝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谓摊丁入亩，并不是一把无往而不利的利器，且以大汉如今的发展程度，还远不到那一步。
当下，最合适的办法，还是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政策调整，同样能够起到大发展的效果，助力经济腾飞。
除以上两则之外，在其他方面，同样体现着重农的思想，比如之前在东京引起风波的粮价政策，对于种地的农民而言，粮价涨了，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好处。
同时，在全国各地兴建义仓、增加公粮储备的政策，除了对凶荒的预防之外，也考虑到，在丰年之时，由官府出钱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从百姓手中购粮，一举两得。
另外，由于官府收税，以货币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对于缺少钱绢的百姓来说，很容易在交易的过程中吃亏，以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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