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于现在的顾炎武来说，他的《日知录》要在七年后动笔，但面对着醉生梦死的南明弘光政权坐拥半壁江山，却一载而亡，而满清有了问鼎天下的大势之后，投充、圈发、剃发易服，各种严酷的政令层出不穷，他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已开始成熟，只不过没有付之笔端而已。
但是顾炎武的名言长期流传，到了晚清时期，“天下”已被改成了“国家”。那时列强环伺，当局无力保全国权，民间仁人志士认为挽救国家已不能靠肉食者谋之，需要民众担起救国责任。那时的“国家”概念也不再指一家一姓，而是中国的疆土与主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最终流传最广的则是抗日战争时期，面临亡国灭族的国难关头，这个口号深入人心。这时的“国家”与“天下”已合而为一，也就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保卫疆土主权已趋为一致。
而对于顾炎武来说，国家在于一姓，天下是道统所在。“国家”与“天下”是两个概念。国家兴亡，匹夫无责，只是那些当权的“肉食者”谋之；而真正“匹夫有责”的则是“天下”这个道统的兴亡。
但作为穿越者，那日在江阴明伦堂里，高旭在醉意朦胧之下，自然说的是后世所常说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时身在明伦堂之中的大都是忠义之士，面对满清的剃发令，他们自然怀念能保存汉人发冠的故国朱明王朝。对于“国家”与“天下”的概念并没有顾炎武这么泾渭分明，思想也没有像他那样世人独醉我独醒的清明。再说，这时的顾炎武虽然身怀经世救民之才，但他年轻时科举屡次不中，愤世嫉俗，而且《日知录》还未成书，他虽然加入复社，但声名不显，他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也不为世人所知。
一直以来，高旭那现代人的思维当然没有在意这种“国家”与“天下”的区别。
但顾炎武生性耿直，对于高旭提出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然绝不苟同。当高旭听着顾炎武在县衙大堂上慷慨陈辞，阐述着“国家”与“天下”的区别时，高旭才试着以他的角度看待这句宣言。
以高旭来看，就算顾炎武的对“国家”与“天下”的区别言之有理，但同盟会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十六字纲领早已传遍江南的大街小巷。现在要是更改，势必造成混乱。于是，高旭就试着以后世的论断来影响顾炎武，企图把“国家”与“天下”的概念合而为一。再又从字义上以“国破家亡”的现实来理解，大者为“国”，小者为“家”，大小合一，是谓“天下”。
但顾炎武是个意志坚决的人。他仍然绝不苟同。高旭别无他法，只有技巧地转移话题，向博学多才的顾炎武讨教明代体制内的各种积弊。顾炎武在理不在人，见高旭放低姿态，虚心求教，便去了几分狷狂，倒是与高旭彻夜长谈起来。
谈起科举八股之害，顾炎武咬牙切齿地斥之为等同焚书。他提倡实学，感叹国家之危难，而那些只知八股的经生们毫无救国济民之术。提起这种国民教育这个范畴，高旭自然把现代的一些教育理念信手掂来。比如实行义务制教育，所有适龄儿童必须入学识字，开办学校，废除八股，强调民族主义教育，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要有天文、地理、算术、格物之类的课程，培养各种实用人才，而不是只知吟诗作赋的书呆子。
顾炎武听罢，顿时拍案而起，大声叫好。无论顾炎武如何胸怀济世之志，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自然没有高旭这样超越时代的见识。尽管这些见识对于后世来说，平平无奇。
高旭见顾炎武极为热衷于开启民智的教育领域，便道：“亭林先生，高老庄内收留了大量的来自江南各地的孤儿，他们的双亲皆死于兵祸。这些孤儿都是忠烈之后，只要我们提供最合理的教化，未来他们将是驱逐鞑虏的中坚力量。我早有了开办学校的打算，只是分手乏术。不知亭林先生能否替我分忧？”
顾炎武沉吟一下，问道：“不教八股，只讲实学？”
高旭笑道：“那是自然。务实，将是我们的办学宗旨。”
顾炎武判究性地望着高旭一会儿，道：“好。”
高旭听罢，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但是顾炎武随后又饶了回来，道：“那个……在下还是认为‘国家’有别于‘天下’的……”
高旭望了一眼顾炎武，以及一直在旁边沉默不语的归庄，面对着这历史上有名的“归奇顾怪”，他不由苦笑一下。
一直无言的归庄突然问道：“督帅，在下与顾兄不同，他只关心前面一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我只关心后面一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因为你是第二个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人。”
高旭望着这个归庄，琢磨着他话语里那种意味深长的东西，这个奇人他想表达什么呢？
归庄又道：“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成了明太祖。不知督帅将来想成为什么？能成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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