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萧让的《女皇之路》
上元二年六月，雍王贤被立为太子，大赦天下。新太子容止端雅，才华绝伦，且文武双全，身体健康，特别喜好打马球，比弘更具年轻人的朝气和吸引。然而弘的威望和人脉，是8岁起就开始奉诏监国积累起来的，远非贤所能望其项背。李弘之死，是对李唐皇室最致命的打击，长久以来勉强维持的平衡局面轰然倒塌，原本已经逐渐淡处政治舞台的高宗，无法再阻止野心勃勃的妻子，武后的势力迅速发展至不受控制的程度。掌握政治中枢、扶植军队实权人物，她梦寐以求的一切，将在这一阶段得以完成。贤的太子之路，注定将走得不会平稳。事实上新太子做了没几个月，高宗不知是出于对从未理政的儿子不放心，还是存心试探，蓦地放话说有心让天后摄知国政，这就是素来为人议论的高宗有心打破传统逊位给武后之事。
据《旧唐书*郝处俊传》记载，上元三年四月（即公元676年，十一月改元仪凤），高宗因风疹复发，疼痛难忍，有意逊位天后，但为宰相郝处俊谏阻，认为天下为高祖太宗所创，并非高宗私人所有，不能因为偏爱皇后就这么把大好江山送给外姓，另一名宰相李义琰附议，此事遂止：
三年，高宗以风疹欲逊位，令天后摄知国事，与宰相议之。处俊对曰：「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伏乞特垂详纳。」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帝曰：「是。」遂止。
此条常被用来说明高宗晚年仍然对皇后深具信任，情深意重，或武则天当时在朝廷上的至尊地位，不过从高宗日后的表现看来，仍是为了李唐社稷殚精竭虑，说他是那种因为器重皇后便可以将江山拱手让人的情圣总让人心存怀疑。这一条记载本是孤证，同书的高宗本纪和武后本纪皆未涉及此事。而唐人所作的《唐会要》只称“上以风疹欲下诏令天后摄理国政”，郝处俊进谏“昔魏文帝着令，虽有少主，尚不许皇后临朝。所以追鉴成败，杜其萌也。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的记录与之类似，均不见“逊位”字样。郝处俊所用的典故，是魏文帝曾下令，即使皇帝年幼，群臣也不可奏事太后，让后族临朝辅政。且逊位武后，意味着皇太子地位的改变，而郝处俊的谏言中完全未触及这一点，不免让人不解。贤自幼聪明俊雅，读书过目不忘，深为高宗所嗟赏，曾对司空李勋赞其“夙成聪敏，出自天性”，似乎未见此前对新太子有何不满。故此高宗召集众宰相讨论的话题，当是天后是否正式摄政监国而非逊位。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高宗因为病痛早已有心放下政事，让儿子早日接班。没料到李弘突然去世，打乱了高宗的所有计划。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贤虽然聪明，但毕竟从未受过这方面的严格教育，决策参政难免经验不足，让高宗感觉不放心。另一方面，高宗晚年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生活圈子越来越小，身边能接触到的人也越来越少。小情人魏国夫人已经不在了，上金、素节、义阳、宣城等庶出子女常年在外地，就像常乐长公主这样能和他谈上几句的亲戚都被武后以各种理由禁止入京面圣，长年陪伴在他身边的、他抬眼能见到的永远只有武后。至亲如夫妻，武后的权力欲他不可能完全没有察觉，以前他可以把国事完全交给太子弘来掌握，弘已多次监国，众宰相又多是太子署官，君臣投契相知，互敬互重，高宗有足够的理由放手。但弘现在不在了，原本“不亲庶物”的高宗只能出山再来培养新太子，但群臣是否能像对弘那样衷心地拥戴新太子，是否还能有效地遏制武后，他实在没有把握。召集众宰辅商议是否让武后正式摄政，也有存心试探群臣动向的意思吧！
需要注意的是，高宗是召集众宰相议事，当时为中书令的郝处俊表示反对，李义琰以中书侍郎、同三品的身份位列宰相而附议，其他宰相的发言虽未记载，并不见得就表示支持武后摄政，史书中只是记载出代表性的说辞，而他们的集体意见否决了高宗的提议。也就是说，武后在实际朝政中尽管影响不小，也得到了高宗的认可，但高层官员中对她不以为然的仍不在少数，可能因为妇人干政为古中国的政治传统不容，且武后门第不高，背景复杂，也可能是因为有人不喜欢她的处世方式。太子弘死后，东宫的署官宰相调整如下：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刘仁轨升为左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户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为右仆射，兼太子宾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张文瓘升为侍中，兼太子宾客。
原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升为中书令，兼太子宾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为吏部尚书兼左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如故。
也就是说，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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