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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元御(1705-1758)名玉路,字元御,一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昌邑市黄家新郭村人。清代著名医学家,尊经派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理论,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被誉为“一代宗师”。
黄元御为明代名臣黄福十一世孙。祖运贞,廪贡生,侯选训导;叔祖运启,顺治戊戌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父钟,邑庠生;兄德润,增生;德淳,监生。黄元御出身于这样一个世代簪缨的书香门第,自幼深受家学影响。少年时代,其父为之延请侨寓昌邑的名儒于子遽先生为师,学习举业制艺,遍览经史著作,希望他能够登科入仕,光耀门庭。黄元御也“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效其先祖黄福,做出轰轰烈烈的勋业。
雍正二年(1724),甫近弱冠之龄的黄元御考中邑庠生。雍正十二年(1734),黄元御三十岁,因用功过勤,突患眼疾,左目红涩,白睛如血,不得已延医就诊。而庸医误用大黄、黄连等寒泄之剂,致脾阳大亏,数年之内,屡犯中虚,左目完全失明。科举时代,五官不正,不准入仕,遭此劫难,黄元御的仕进之路被彻底断送。在哀痛之余,他发愤立志:“生不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走上了弃儒从医的道路。
黄元御凭着深厚的文化功底,苦读历代中医典籍,数年奋斗,浸浸有成,开始悬壶济世。在行医过程中他又不断总结经验,医术精进,医名大盛,时人将之与诸城名医臧枚吉并称“南臧北黄”。
黄元御从医伊始,是从研读张仲景的《伤寒论》入手的,然后逐及《金匮玉函要略》,黄帝、岐伯《内经》,扁鹊《难经》等中医根本典籍。他奉仲景等四人为“医门四圣”。他认为“四圣”之外,历代名医持论多有偏失,以至误诊死人,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四圣“之书错简零乱,兼之历代传注谬误所致。因此发愿致毕生精力,对“四圣”之书,从源到流,重加考订,还其本来面目,以凭后世遵循。
乾隆二年(1737),黄元御开始酝酿《伤寒悬解》一书的编著,并着手撰写《素灵微蕴》,乾隆五年(1740)九月完稿,四卷二十六篇,在该书中黄元御首次提出了“培植中气,扶阳抑阴”的诊病理论。对于中气他给予了形象的比喻:“精如果中之仁,气如果中之生意,仁得土气,生意为芽,芽生而仁腐,故精不能生,所以生人者,精中之气也。”有本于此,在施治中他始终贯彻了重视脾土、扶阳抑阴、厚培中气的施治原则,这是他对祖国医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乾隆十三年(1748),黄元御游幕至清江阳邱,阳邱风景秀美,黄元御亦心清气廓。期间,他南游会稽山,拜谒禹陵,自谓:“身登会稽,亲探禹穴,目睹越国江山……乃有著作斐然之志。”同年四月,他开始撰著《伤寒悬解》,七月三日草成,计十五卷。八月下旬又撰成《金匮悬解》二十二卷,时年四十四岁。
乾隆十四年春(1749),黄元御初草《四圣悬枢》一书,辨析瘟疫痘疹之义。二月作《四圣心源》,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终,仅草创大略篇目,因事辍笔。乾隆十五年(1750)四月,黄元御北游至京,适乾隆帝有疾,众太医萎思无策,经举荐,黄元御入宫视疾,药到病除,以精湛的医术得到了乾隆帝的特别青睐,亲书“妙悟岐黄”以为褒赏,并恩赐御医。从此,黄元御开始了供职太医院的生涯。
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乾隆帝首次南巡,黄元御伴驾至杭州,期间著方调药皆有神效,深得乾隆帝及内外臣工赞誉。四月间,黄元御乘闲便道至清江旧寓,继续编写《四圣心源》一书,“十得其九,厥功未竟”。“六月删改《四圣悬枢》,誊清定稿。八月十五日开舟北上,回到京城。直至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黄元御写毕《天人解》一章,经过四年时间,《四圣心源》终于脱稿。在《天人解》中,他极力阐发《内经》:“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的观点,高度重视阴阳五行学说的运用,并善与四时相联系,从阴阳变化、五行生克、脏腑生成、气血原本以及精神化生等方面阐述气化自然的妙义,影响巨大。
事君几年中,黄元御并不得意,这种心情在《四圣心源·序》中说得非常明白:“顾自己巳以至壬申,历年多矣,元草未就,则天既长与以穷愁之境,而不频假以萧闲之日,帝眷之隆,何可恃也?良时非多,勖之而已。”繁庶之务使他没更多的时间完成著述,黄元御为荒废了这许多宝贵时光而深自惋惜。此后的日子里,他更是惜时如金,全身心地投入到著述中去。
乾隆十八年(1753),黄元御四十九岁,春二月,取张仲景著作中的方药加以笺解疏证,著《长沙药解》四卷,载药一百六十一种,方二百四十二首。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又撰成《伤寒说意》十卷。该书以传经入说,辩论分析,多启迪后学门径。同年六月八日,撰成《玉楸药解》八卷,以补《长沙药解》之未备,他在该书中首创了用浮萍治疗瘟疫的疗法。至此,黄元御已完成医书八部,即后世所称《黄氏八种》,时年五十岁。因过度劳神,此时的黄元御已是身疲神怠,门人毕武陵请笺注《素问》、《灵枢》,“自唯老矣,谢曰不能”。
乾隆二十年(1756)初春,在门人毕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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