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前面说的，在这个世界的种种规律里，存在着一种玩意，从十年前苏联解体、民主激进派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包括叶利钦在内的新任联邦统治者，为了稳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在经济层面上向大资本所有者做了一切可以做出甚至是原本不可以做出的妥协，同时，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打造一个拥护己方国策的利益集团，也就是所谓中产阶级集团，俄罗斯联邦采用了根本不符合联邦现实国情的所谓休克疗法，说白了，他们就是通过出卖国家的公共利益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其最基本的表征就是全盘的、无差别的私有化。
作为休克疗法最笃诚的拥护者，年轻的盖达尔当初也许仅仅是为了逢迎克里姆林宫的喜好，抑或者他是真的想要带领俄罗斯联邦走出经济困境，但不管怎么说，他在推行这个休克疗法的时候，显然走错了路子。按照他的私有化规划，联邦走了三步棋：第一，放开物价；第二、财政、税制以及金融改革；第三、大规模的推动私有化进程。
以郭守云为例，看看盖达尔的私有化三步棋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首先，物价的放开，令原本就面临基本消费品以及各项物资严重匮乏的联邦，在极短时间内就出现了物价暴涨的局面，而在这个过程中，哪类人最容易获得庞大的商业利润？毫无疑问，就是与郭守云一样的走私贩最容易获利。历史的事实同样也是如此，回首看一看，郭守云兄妹从哈尔滨进入远东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他们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走私，而且是走私的烟酒之类地联邦紧俏商品。当时联邦的大环境，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打乱了苏联军政两方的思想体系，以贪污**为主要内容的思潮，正在整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四处蔓延，而远东的那些军方将领，正在着手为他们自己那点权力寻求“租赁方”，以走私为业的郭守云，显然就是他们最好地合作伙伴。就这样，在一个权力寻租的完成之后，郭守云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巨大保护伞，他不仅动用自己的资本去走私，而且开始从远东央行的手里贷款做走私。无独有偶的是，隔着一条江界，当时中国也正处在改革开放最为懵懂也是最为关键的时期，体制上的欠缺与法制框架上存在的漏洞，催生了一大批类似孙红羽那样的特殊人物，她们这种人本身具备官方背景，手腕灵活且强大无比，因为能够拿到更多地“政府批条”，这种人就成为了走私货源的最佳提供者。于是乎，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郭守云一方面在挖苏联的“社会主义墙角”，一方面又在钻中国地经济改革体制空裆，而这两个国家，一个是生活必需品极度短缺，但是重工业产品以及相关的自然资源长期滞销，另一个呢，则是生活必需品市场庞大，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浪费地局面，同时呢，重工业产品需求市场广泛。两相结合，无疑就为郭守云的牟利提供了最大的活动空间，从而促成了他的资本疯狂积累，毫不客气的说，在那一段时间，他的个人资产是以几何倍数在增长地——这夸张吗？真的并不夸张，九十年代初中俄贸易中倒爷地口号是：一周赚它五百万，而这种倒爷，还仅仅是那种提着纤维袋、拖家带口去老毛子地盘上“打秋风”的小角色，而郭守云是怎么“倒”地？他在中俄两方的境内都有庞大地贸易车队，仅仅是公开的走私商路就有三条，克格勃远东局、内务部远东局、远东军区联合起来为他的走私活动保驾护航，远东大大小小的军需储备库成了他囤积走私物资的仓库，他的走私车队经过联邦关卡不仅不用检查，边检部队还得为他们提供最佳的便利，甚至还要给车队提供安全护送之类的服务.......说白了，郭守云并不是一个人在做走私贸易，他背后站着的是一整套国家机器，这一个利益集团联合在一起，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将远东近千万人的毕生积蓄压榨一空，那时候的郭氏集团，实际上就等于是垄断了整个远东的消费品市场，简简单单的一包香烟，郭氏集团定价到六十五卢布一包，市场上就绝对不会出现六十四点九卢布一包的情况，类似这样的生意聚敛财富的速度有多快，这似乎很难测算了。
好啦，经过一年的走私贸易以及权钱交易，郭守云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同时呢，也将远东的整个权力层纳入了自己的关系网络
是在这个时候，盖达尔的第二项改革措施到来了，财推行，令远东包括军方、政府部门在内的大批机构，出现了长时间的经费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存，最重要的是保障自己的权力，那些方方面面的权力人物，就不得不进一步向郭氏集团这个大财阀靠拢，他们在获得大笔资金援助的同时，也卖掉了自己手上的更多权力；税制改革，对于郭氏集团来说，在权力网的庇佑之下，联邦的高税收政策根本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可与此同时呢，远东那些工矿企业、实业集团却遭受了灭顶之灾，为了逃避责任，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后半生打算，一大批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开始同郭氏集团相勾结，将他们手上掌握的国家资材，廉价销售，甚至是白白奉送给了郭守云；当然，在这第二阶段的改革过程中，对郭守云影响最大的，还是金融体制的改革，如果说走私贸易令郭氏集团的资产得以呈几何倍数增长的话，那么远东商业银行的建立，尤其是在苏联四大国有银行被停止运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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