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我们的先民曾留下很多风俗，有些风俗保留至今，比如军中傩舞，传说起源于黄帝大战蚩尤时代，但那个时代，所使用的武器是什么？应该是木棒和石块吧，我们保留了傩舞，为什么没有保留那时代的武器？谁决定傩舞是传统，木棍石头不是传统？你又怎么知道，你现在认为的传统，不是黄帝和蚩尤时代，士兵手上的木棍和石块？
我大宋有现在的辉煌，不是因为我们传统，是因为我们的创造。所以，别去操心怎么保持传统，只管去创造吧，该保留什么，决定权在神而不在人。”
赵兴这段话大家都听懂了，果然，那名官员还是把话题引导了党争上，他依旧端着酒杯，用王安石身上那股“拗相公”精神，诘问：“如此说来，赵相公是赞成王荆公的‘三不畏’了？”
王安石所说的“三不畏”是：“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意思是：天象的变化不必畏惧，祖宗的规矩不一定效法，老百姓的议论也不需要担心。
赵兴重新坐了下来，神色颇为不耐烦：“王荆公是个不讲究守规矩的人，他蔑视规则，所以他变法打破了所有的规则，然后他继续蔑视规则，包括他为变法而制定的新规则，所以这个人是个规则破坏者，而不是新世界的建立者。新党变法，以他为旗帜，必然会把变法弄成‘变着法子从老百姓手里掏出钱来装入自己的口袋’，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怎么能这么说呢？刚才太尉不是也说，传统无须顾忌，只要不断创造就行，王荆公不是创造新法吗？……”
“王安石不是创造，他是破坏”，赵兴已经想丢开这个话题了，所以他很不恭敬的连名带姓直呼王安石：“王安石变法前，诱惑官家说，他能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那么，他的变法，对老百姓‘加赋’了没有？”
这话是扇新党的耳光，连最坚定的新党成员都无法否认，变法时期对老百姓确实加赋了，所以才会涌现出数百万失去土地的农民。也就是说：王安石打着“民不加赋”的旗号变法，首先做的却是加赋。他变法建立一个新规则，首先不遵守这条规则的是他自己。
赵兴再问：“民已经加了赋，‘国用’足了吗？”
那位官员不说话了，许久，憋出一句：“想当年，国家的财赋收入虽然上去了，但熙宁开边，又把钱都用完了。”
“好吧，‘变法是为了老百姓’——如果让老百姓交出钱来，让老百姓忍受暂时的痛苦，回头把这笔钱再花到老百姓身上，也可以原谅，然而却花到了对外战争上……我不是说发动对外战争不好，因为我本身才是大宋朝最大的战争贩子。
但是，这场战争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对老百姓有什么益处？在我看来，不过是一场形象工，苦累了老百姓，打下一片地方却又守不住，转回头交给当地胡人羁绊自治，回头又丢掉了——那群胡人为熙宁开边、为大宋百姓做了什么，要把胜利成果交给他们？
那位规则破坏者绝对是一头不折不扣的猪，连自己的胜利都不维护，这样的人，不是我朝的祸害吗？”
赵兴说的这些话，绝对是苏派观点，那位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苏轼观点没有这么激烈，因为苏轼活在世上，只专心傻乐去了，无论多么恶略的处境，他都能自得其乐。所以，苏轼的观点充满了禅学味道，没有丝毫抱怨。他的弟弟苏辙则旗帜鲜明的多，不过，苏辙有点过于激烈了，他指责王安石是大奸。这有点过分，赵兴认为，王安石顶多是个智障人士，他连保持胜利果实都不会，哪里有做“大奸”的智商。
这位做事非理性的拗相公，也就是一头猪而已，然而他却是猪王，教导了一群猪仔。不过，人不能跟猪辩论，赵兴自觉的话已经说完，他挥手命令：“退下去。”
那位官员还想辩论，已有其他官员凑上去，架起这名官员低声劝解：“太师脾气不好，你没见太师一直阴着脸吗,我听说，太师在西夏接连屠了好几座城，正杀到兴头上被朝廷召回，你想，太师身上带着几万人的血煞气，兄台撞到他的刀上可不是好事，在辩论下去，弄不好兄台会被血煞气迷了心窍，快走，快走。”
经这几位劝解的官员一提醒，大家这才想起，赵兴才从尸山血海中返回来，不说还不觉得，一想起这件事，众人立刻觉得周围冷风嗖嗖阴气森森，于是，大家的表情僵硬起来，连带舌头也不灵活了……接下来的宴席吃得令人沉闷。
盘桓了几日，赵兴重新登船，这次他坐上的是，驶入黄河的大船，此时，赵兴身边只剩下一些亲信侍卫，其他迎送的官员坐不惯海船，打算从陆路前往京师，便在黄河边上与赵兴分道扬镳。
帅范不管那些，他爬上了赵兴的座舟，站在船头伸了个懒腰，喃喃：“还是我们南洋衙门的海船坐得舒服，只是不知道如今的黄河水能否承载这艘巨周前往汴梁……等等，停船，方向不对，停船！”
座舟上没人听从帅范的命令，帅范想了一会儿，他没有暴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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