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华人本土意识的形成，首先反映在华人移民人口的两性结构比例的变化上。历史上，东南亚华人移民主要以男性为主，直到19世纪末，移民中男女两性的比例相差仍很悬殊，如1891年，霹雳州华人男女比例为18.6:l，其中，在4687名女性中，还有20参与妓业。这反映了马来亚的一般情况。尽管在马来亚华人可与当地妇女结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部分华人移民婚姻家庭方面的需要，但事实证明这只占少数，因此，华人男女比例相差悬殊状况多少还是反映了华人移民并未抱定扎根本土的决心，他们出来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挣钱，当然也有少数是为了避难等其他原因。有学者把清政府限制妇女移民看做是马来亚华人妇女比例小的原因，其实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知道，清朝政府对于男性移民也同样是限制的，但他们仍能冲破阻力甚至冒杀头危险来到南洋。相信如果有必要，他们也应有同样的决心和智慧让大量女性移民来到马来亚。这样，大概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马来亚现代经济发展相同步，当地的华人男女比例也开始逐步获得迅速改善，如到1911年，就已上升到4:1，一年后的1912年又上升到1000：384。此后，由于当地华人或生产对女性移民或女工的需要，即使是英国殖民政府制定的移民条例亦未能限制女牲移民，相反，法令颁布后，她们却迅速增加，到1931年，男女比例就已达l000：513，1947年再上升为1000: 833。毫无疑问，半个世纪内马来亚华人女性移民的迅速增加，在某个方面看，正好反映了华人的本土意识的增强，反过来，亦为其扎根当地提供了动力。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马来亚华人性别比例趋进平衡，必然导致当地出生的儿童人数的增加，这又促进华人教育的发展，如以1938年情况为例，在各语言源流学校中，华人小学的学校、教师和注册学生数都是最高的。
马来西亚华人本土意识增强的还有一个重要表现是开始关注自己在当地的政治权利。长期以来，不管是以哪一种原因来到马来亚，华人移民在这里的主要关心基本上局限于经济领域。20世纪上半叶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在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后，亦开始提出政治要求，这是因为，在英国殖民当局与马来上层联合统治下，通过政治干预经济发展的现象愈来愈明显，如“亲马来人”的土地保护法令、限制华人移民的法令等，这无疑使华人清楚地看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本来就有的密切关系。再就是，马来亚的华人由于一直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保持着密切联系，19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历次政治变迁亦都有他们不同程度的参与，甚至中国一些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康有为和孙中山，以及一些重要的党派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他们或亲自来新马等地活动（办报、办学校、成立各种组织、搞政治宣传等），或在此发展自己的势力，有时亦把党派斗争引入进来，而当地华人则毫无例外地被卷了进去，所以，他们本来就不缺乏政治觉悟和经验，是因为对当地政治的发展以及自身的政治权益很快就有了清醒的意识。另外，二战前，英国殖民政府也已经适当地照顾到了华人的参政要求，因而使他们有了当地的政治经验，以及深入参政的基础。也正是这种多少是突如其来的咄咄逼人的政治发展态势，才引起了马来人的全面恐慌。而当华人代表利用殖民政府提供的政治舞台发出“谁说这是马来人的国家？”的质问的时候，局面显然更为难堪了。如海峡殖民地立法委员会中的一名华人代表lig yan在发出这样的质问后，又讲道：“当lig船长到来的时候，难道他看到过马来人吗？看到过马来村庄吗？我们的祖先来到这里，作为苦力——当苦力难道不令人感到羞耻吗——而努力工作，他们没有把钱寄回中国。他们在这里结婚、花钱，就是这样，政府才能把这个国家由丛林带入文明。我们与这个国家已不可分。
她是我们的，我们的国家。”在这里，尽管话语显得很激进，但是，却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了华人对当地的政治认同，显然他是从华人已为当地做出牺牲和贡献这一资格来讲这番话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或类似的心理，所以，当英国殖民政府把马来联邦的权力下放给各州时，华人才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因为这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在政治上偏向马来人。
海峡殖民地尤其是槟城和马六甲是华人在马来亚定居较早的地方，所以，华人的本土意识最早在这里出现也绝非偶然。事实上，正是当地出生并受过英国教育的海峡华人最早掀起了“以马来亚为中心的政治运动”，其最有影响的组织有“不列颠海峡华人协会”( tiation)，该协会最早发起成立于新加坡（1900年），随后在马六甲和槟城都建有分会。主要代表海峡殖民地受过英语教育的职业人士与商人的利益，是最早敦促马来亚华人政治上认同当地的组织。其成员有大商人、业主，也有来自“华人顾问委员会”(thinese advisory boards)、联邦立法委员会、州委员会的华人代表。其领袖如陈祯禄曾提出过殖民地自治主张，并号召华人培养自己对本土忠诚的情感。日本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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