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摄二年(7),东郡太守翟义拥立刘信为天子,扬言王莽毒死平帝,意欲代汉自立,号召天下人共同讨伐他,一时间聚集了10余万人。王莽惶恐不安,一方面遣兵镇压,另一方面颁文天下,表明自己将来必定还政于刘婴的决心。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叛乱。次年,齐郡、巴郡、扶风等地出现了一些“符瑞之象”。梓潼人哀章也进献铜匮,内有“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书言王莽为真天子,要求汉禅位于莽。王莽见时机成熟,于公元9年废汉自立,建立新朝。完成了其篡汉的计划,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帝。
王莽的即位,为其背上了过多的骂名。人们认为他伪善、凶狠、残忍,阴险而诡计多端,为了政治前途,不惜杀死自己两个儿子;为击败政敌,又多次动用与太后王政君的亲属关系。他的所谓谦虚辞让,只不过是故作姿态,为自己在朝中树立威望;他的一些善举,也不过是在收买人心,为能够快速高升而获取政治资本。他专擅朝政,排除异己,滥杀无辜。为了混淆视听,还利用“符瑞”愚弄百姓。他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篡汉自立。
然而,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王莽杀子,是严于治家,铁面无私,而不是凶暴成性的恶人。他虽贵为外戚,但从不以权势压人,而是审时度势,把事情处理得公平合理。他的谦虚谨慎,是其行事作风,并非沽名钓誉。他的种种善举,是体恤百姓,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他的所谓排除异己,滥杀无辜,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矛盾升级,从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帝室的利益。他利用“符瑞”,不过是巧借“天意”,而实施符合自己意愿的政治措施。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倘若每一位政治家都花费如此代价来弄虚作假,那么整个社会必定清明多了。应该看到,王莽的登基,是历史前进的必然结果。那时,腐朽的西汉王朝已很难维持他们的统治,天下也流传着刘氏将终的传言,封建国家的正常运转需要鲜活的血液,更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变革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王莽的称帝符合时代的潮流,合乎天意,顺乎民心,而东汉宫修的《汉书·王莽传》对其多有揶揄、贬抑,这是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我们应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对其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登基后的王莽,面临着政治**、人心涣散、经济濒临崩溃的严峻局面。为解决这些棘手问题,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上他敦睦宗族,定姚、妫、陈、田、王五姓为同一宗族,严禁族人互相婚配。他受儒家“必也,正名乎”的影响,大改官职器物名称,如改大司农为“羲和”,又更为“纳言”。为宣扬自己是“君权神授”,命大臣颁《符名》四十二篇于天下,以稳定人心。封边疆诸少数民族国王为“侯”,去“玺”曰“章”,大大跌了名份。降汉诸侯王为“公”,以合古制。经济上,更天下田为“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多田者,剩余部分给予宗族或邻里人耕种。又以“割”字由“卯、金、刀”组成之故,禁用先前所铸刀币,另造“小钱”,与“大钱五十”并行于市,后又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共6名28品。据《周礼》、《乐语》,开赊贷,在长安及洛阳、邯郸、成都等重要城市设五均官,使“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强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保证价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始建国二年(10),推行“六等之令”,对酒类、盐、铁、铸钱及采之于名山大川的诸多物品征收赋税,将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日用品进行集中管理,避免少数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纵观王莽的改革措施,多以儒家经典为指导思想,意在创造一个天下大同、人民安康的富裕社会。然而,盲目的“复古改制”不符合当时的现实情况,过于急功近利,引起社会动荡,最终导致了失败。王莽也被冠以迂腐、食古不化的恶名。首先,他厘定宗族,人为地制造等级差别,使人生来就有贵贱之分。他更改官名、物名,造成职官制度混乱,割断前后历史联系。他改封少数民族国王为“侯”,致使边疆动荡不安。而降汉诸侯王为“公”,也使其失去朝中贵族支持。其次,他将土地收归国有,本意是抑制土地兼并,可是全国的耕地面积远远不够分配,广大的农民仍无田可耕,“王田”政策损害了豪强地主和农民的双方利益。再次,他改革币制,却由于货币重量不足、品种繁多、不易换算,扰乱了市场秩序,遭到百姓拒绝,仍暗地里以汉“五铢钱”进行交易。他推行“五均”、“六”,导致官、商结合,恶意盘剥百姓,弄得怨声载道。所有的这些政令措施,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速激化了阶级矛盾,人民反抗起义的斗争此伏彼起,王莽心力交瘁,疲于应付。地皇四年(23)十月,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商人杜吴杀死,历时14年的新朝宣告灭亡。
对于王莽的改革,一些人认为他不全是“复古”,其中还包含有“革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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