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纣王真的不是暴君吗?换句话说，真的能替他翻案吗?
多数人认为，纣王的暴君形象不能轻易否定，尽管他的许多罪恶是后人叠加的，但他一些主要罪行是抹不掉的。
其第一，周武王列举的纣王之头一条罪状是“惟妇言是听”，这并不是对他的诬蔑。从《尚书》记载来看，纣王的奢欲无度和淫乐嗜杀确与妇言大有关系。妲已是个受害者，但她也是害人者，至少她在纣王面前没有起到多少正面作用。有人假设她为巾帼英雄，不仅缺乏根据，也显得荒唐滑稽。
其二，纣王不是“用人惟才”，而是喜用小人，这也是有事实的。他的“剖比干，观其心”、屠梅伯、囚箕子、拘文王等等恶行不必说了，在任用费仲上也看得很清楚。翻案者认为费仲“善于理财”，应予重用，殊不知他更善于受贿和替人说情。比如，费仲特别爱财好色，接受了周人赠送的美女和“九驷”重礼，明知送礼者别有用心，还在纣王面前替他们说话，以至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纣王还被蒙在鼓里。重用费仲这种内奸，怎能说是“用人惟才”呢?
其三，远王族，用罪人，不是进步措施，恰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纣王与其叔父、兄长都成了仇家，以种种措施限制和残害他们，相反却莫名其妙地重用四方罪人，大大激化了领导层的内部矛盾。结果遇到紧要关头，这些家伙一哄而散，而这些多罪逋逃者，大半不是劳动人民。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怎么能算进步措施呢?
其四，纣王酗酒荒于朝政也是事实。商代后期整个社会滥饮成风，奴隶主们尤其好酒，这在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中都可得到证实。纣王作为最高领导者带头酗酒，不理政事，使**之风肆意蔓延，进一步加速了商政权的垮台。关于酗酒之罪，武王伐纣之时并未列举，看来这不是要声讨的主要罪行。此事只在周王朝的内部文告上提过，是周公借此教育康叔和成王的，不是故意夸大纣王的罪状，也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还有一些有关纣王暴虐的材料也是来自周朝的内部文告，他们的宣传不会全都无中生有，也不会过分夸大其辞，否则没有办法向天下人交待，不能认为只要是周人的宣传材料，就是对纣王的污蔑，从而一概否定。
如何看待殷纣王的功业，也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比如征伐东夷，首先要弄清这场战争的性质。从古本《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等史料看，东夷各族和中原各民族早就有过交往，既非始于纣王，也非终结于商朝。前面已经讲过，至迟在纣王父亲帝乙时期，就曾多次征伐东夷，纣王只不过扩大了战争规模，取得了所谓辉煌胜利。显然，这是具有侵略、掠夺性质的战争，不是什么光荣的功业。
至于说到纣王对于推动东南地区文化发展而做出了贡献，这也难以自圆其说。一是中国古代文化分布广泛，当时的东夷部落地区(如山东一带、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在纣王之前已有比较先进的文化，如山东史前的龙山文化，水平并不低于中原地区；鄂皖一带的青铜文化，与殷代不相上下，而风格不同于安阳，这些都不是纣王推动出来的。二是目前尚无充足出土文物或其他史料，证明殷民族或其同盟国大规模南迁，他们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推动东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三是纣王对于东夷各部落的战争偏重于掠夺人口，弄得俘虏难以消化，他的军队在这些地区难以长期驻扎，目前难以找到纣王在此地区加强政权建设的史料，更无促进教化之类的记载，怎能说明他对东南地区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那么，纣王是否发扬光大了中原地区传统文化?是否能从“纣好酒淫乐”的记载而做出“纣王对音乐的提倡与创作”的论断?显然这也属于溢美之词，或是牵强附会。再说他为了讨好女人，而建璇宫，筑鹿台，设玉床等，更不是什么功绩，而是大兴土木、追求享乐和劳民伤财的证据，根本不值得肯定。总之，从种种事实来看，殷纣王应该算是暴君，至少他不是一个好的君主，想要彻底为他翻案，从现有史料来看尚有较大困难。要真正弄清殷纣王的本来面目，得出大家一致认可的结论，恐怕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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