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五帝记》又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礼记》则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刘知几在解释这段话时认为：“其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文命即禹。这就是说禹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采用了“逼”和“放”的手段，不客气地赶走了大舜。刘知几的分析很有道理。试想，上古时代的苍梧尚是荒蛮之地，人烟极其稀少，既无边关纠纷，又无其他要事，舜到这种地方巡查什么?如果为了打猎，值得跑那么远吗?况且，当时的大舜已是耄耋之年，数千里的路途之苦，他能受得了吗?再说，娥皇、女英既为舜的妻子，为何不归葬苍梧?其中定有难言之隐。所以，舜之所谓南巡，不是为了公务，也不是游山玩水。要么是武装押解，不得不去；要么是被人所逼，惧祸逃亡。谁能导致舜的这种悲惨下场，自然非禹莫属。由此推测，大禹的继位，也非禅让的结果。
既然没有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那么，《尚书》、《竹书纪年》记载的这类事情是怎么来的?有人认为，《尚书》中的《尧典》成于战国时期，如同孔子在《论语》中讲的禅让之事，很可能是道听途说，没有多少可靠根据。而《大禹谟》系晋人伪托，也照《尧典》编造故事，果真这样，那么最早记载禅让制度的《尚书》，就完全靠不住了。
至于《竹书纪年》所讲的舜禹禅让故事，也难让人相信。因为此书是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在盗掘魏襄王墓时发现的，当时多致坏朽脱误，后即散佚，有辑本十多种行世，卷数也不一致，今本系宋以后人伪托，其可信程度，就要打折扣了。
倘若《尚书》、《论语》记载的“尧舜禅让”皆不可信，那么，《墨子》则是最早记载“禅让”制度的书了。在该书《尚贤》篇中这样写道：“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把—个会烧窑、能捕鱼的农民“举以为天子”，明显是“尚贤”的禅让举动。此外，在《墨子·尚同》中也有类似说法。其实，舜本来是黄帝的九世之孙、有虞氏诸侯，墨子把他降低为只会干粗活的农民，以此表明“尚贤”的主张，这正是墨子先生的一大创造。这位思想家出身于下层社会，熟悉老百姓的生活，不满儒家“礼”的说教和等级观念，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否认“天命”和“执有命”这类观点，明确表示了庶民可以参政的强烈愿望，故而编造了“尧舜禅让”的精彩故事。可是，《墨子》一书中并无“舜禹禅让”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儒学大师孟子添加的部分。儒学和墨学虽然观点针锋相对，可是对于“举贤”的认识是一致的。孟子巧妙地利用了墨子的这一创造，续编了“舜禹禅让”的又一个故事。孟子编故事的手法甚至都照抄墨子，把本来是百里诸侯的禹硬说成平头百姓，似乎不做这样的改动，“舜禹禅让”就显得太乏味了。后来，儒学占了上风，墨家一蹶不振，“禅让”之说成为儒家们的专利。这些故事既是有意编造，那么，尧、舜、禹的“禅让”制度也是子虚乌有。
但是，也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尽管古籍中对于禅让制度的说法不同，甚至有严重的互相牾，但不能因此彻底否定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禅让之说。因为这种传说不可能凭空虚构，而是历史的真实投影。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考察，禅让制度的产生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必然性。尧舜所处的五帝时代，各个氏族部落普遍筑城建国，且又频繁发生战争，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及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平等式王国联盟，是尧、舜故事发生的社会基础。由于当时的生存环境恶劣，很难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稳定，所以权位不能私相授受，需要以会议讨论或众人推举的方式产生领袖，形成了必然的“禅让”，其实这是一种原始的民主选举制度。不过，氏族联盟也有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会涉及到这些民主选举出的领袖，“禅让”也会发生斗争，这也正是产生“舜囚尧”、“禹逼舜”的根本原因。另从少数民族发展史看，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汉代的乌桓民族，曾经数干部落联为一部，民主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他们一呼百应，具有很大权威，很像大舜、大禹这种角色。其他如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同样有这种选举制度。由此推想，汉民族在上古时期也有这种做法。后来，尧、舜、禹一个个被尊为圣主明君，他们之间由民主选举而完成的正常交接被儒家涂上了理想化的油彩，成为美好无比的“禅让”制度。这一渺茫的历史陈迹很难将其完全抹掉，但也不必把它想象得那么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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