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讨厌分析受害人了，”郎乔一噘嘴，在嘴唇和鼻子下面架了根笔，“有时候受害人是平白无故就被伤害，我心里就得有好长时间想不通这件事，你说凭什么呢？凭什么好好的人，就因为运气不好，就得落一个那样的下场？凭什么努力生活的人，辛辛苦苦多少年，最后会被一个无端冒出来的人渣匆匆收尾呢？可是如果受害人本身不无辜，或者干脆就罪有应得，我又觉得他是活该，我们替他查凶手反而好像是在助纣为虐，我……哎呀！”
骆闻舟把文件卷成纸筒，照着她的后脑勺来了一下，敲碎了郎乔的长篇大论。
郎乔抱着后脑勺：“你又打我干什么，我说的这都是人之常情，警察也是人！”
骆闻舟：“工资要不要领？”
郎乔：“……要。”
“要就好好干你的活，哪来那么多感言？”骆闻舟单手拽过一张白板，在那额头上有个小月牙疤的少年照片下面，写下了“何忠义，男，十八岁，送货员，h省人”等基本信息。
然后他借着身高优势，从小白板上方放出了目光，透过办公室明净的玻璃窗，看了一眼在外面陪着何母的费渡。
何母不知是不是听谁乱说了些什么，对市局释放张东来感到非常绝望，仿佛认定了自己即将求告无门，哭得要崩溃，几乎无法直立行走，是被费渡架回来的。
也许是本能地抓一根救命稻草，也或许是认定了费渡同张东来他们是一伙的，所以“不能让他跑了”，何母在脑子里一片空白的时候，下意识地紧紧拽住了费渡的衣角。
费渡戏剧性地被迫留下，于是才有了窗外这一幕。
费渡毕竟是个年轻男人，想要强行甩开这不到他胸口高的病秧子女人也容易，然而出乎意料的，他并没有发作，只是静静地陪着这个又老又丑的女人坐着。
此时，何母已经从筋疲力尽的崩溃中回过神来，恢复了些许神智，骆闻舟看见费渡拉着她一只手，俯下/身，正小声和她交谈着什么，不知道他用了什么花言巧语，何母居然慢慢平静下来，甚至能偶尔点头摇头做出回应。
“马小伟放出来了吗？”骆闻舟看着窗外问。
陶然放下电话：“没有，分局那边给我的消息说，马小伟在他们那毒瘾发作，民警从他住处里搜出了不少散装毒品，所以顺便拘留了。”
骆闻舟：“咱们能把人叫来问问吗？”
陶然一耸肩：“不行，说是他状态非常不稳定，万一出点什么事，分局担不起责任，实在要问的话，让咱们派人去分局问。”
王洪亮似乎打定了主意，绝不让他们单独接触马小伟，为此，他给了那少年博物馆文物的待遇——只准别人隔着窗户看，想带走，没门。
这时，刑侦大队里两个刑警走进来，抬着一个纸箱子：“老大，我们把何忠义的私人物品都拿回来了，查完正好还给家属，可能有用得着的东西。”
何忠义的私人物品不多，有几件衣服——大多是送货点统一发给员工的那种工作服——部分很基础的生活日用品，不舍得扔的手机包装盒还有一本日记。
说是日记，其实没什么内容，基本是账本和备忘录。
除了做送货员，何忠义应该还会时常做一些短期兼职临时工，总有零散的小笔收入，东拼西凑起来，他的月收入能赶上个小白领了。
账本记得很细，连买早点两块五这种都在里面，骆闻舟翻了几页，忽然一顿：“当时贴在死者头上的那张纸条长什么样，给我看看。”
旁边立刻有人翻出那张特写照片递给他。
只见那“钱”字写得歪歪扭扭，是种其貌不扬的“孩儿体”，右边的钩很大，快要占据整个字的半壁江山，显得十分不协调——正和何忠义账本上的“钱”字写法如出一辙。
“这个字是死者自己的笔迹。”陶然一愣，“慢着，我记得何忠义当天晚上出现在承光公馆的时候，手里是拎着个牛皮纸袋的，难道那个袋里夹了纸条？那牛皮纸袋后来不见了，里面有什么？”
骆闻舟一目十行地扫过何忠义的笔记本：“有没有可能是现金？你们看这里。”
窗外，费渡深以为然地点点头：“看病花的这笔钱确实不少，不过他当时才刚到燕城吧，刚开始工作，哪来那么多钱？”
何母哑着嗓子小声说：“说是跟公家预支的工资。”
“公家？”费渡不太熟悉这个词，微微一愣才反应过来，“您是指他打工的地方？”
何母身体不好，是个鲜少接触外界的农村妇女，并不了解体力劳动的打工仔们短暂而劳苦的劳动雇佣关系——很多人是干一天活拿一天钱，老板和打工者都疑心对方会随时跑路，肯给打工者预支工资的老板，基本都是在做慈善。
而就算是老板积德行善，愿意救急，给预支一两个月的工资已经很够意思，何母看病用的那笔钱却大概等于一个送货员几年的工资。
这样天大的人情，卖劳动力肯定是万万无法报偿，卖身倒还差不多。
而对男色也颇有心得的费总客观地回忆了一下有一面之缘的何忠义，认为仅就姿色而言，那少年实在不值这个价。
所以当时那笔钱到底是谁借给他的？他为什么跟亲妈都不说实话？
何忠义的账本上记录了“十万元整”的债务，而这笔神秘的债务毫无由来，为此，市局刑警们全体出动，花了大半天的时间，把何忠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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