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唐时期的两税，讲究的是量出为入。
其意思就是根据国家预计的支出，来规划征税，预算少，征税就少，预算多，征税就多。
说白了，田税是固定的，其就是授与朝廷对商税的加征权力，所以盐税越来越高，这样弹性的财政政策，很好的顾及到朝廷的开支问题，遭受苦难的就是百姓了。
如此一来，等到了百姓被剥削的极限，就是颠覆之时。
黄巢就是这样来的。
与普通的预想不同，古代的朝廷都是一群极其聪明的人，他们早就有了年度预算的准备。
在前唐时，一般都会根据去年的财政收入，来计划明年的支出，每一项军政支出，都会有详细的规划，若是皇帝准备打仗，那么来年的征税，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待秋粮入库后，对于来年的财政预算，就得开始规划了，这是户部的责任，也是整个政事堂的掌控。
比如，神武四年的军费问题，养着三十万大军，属于户部直接支出，一年耗费钱二百三十万贯，粮三百六十万石。
钱主要是给予军队的饷钱，以及军队戎装更替、兵器更换、马匹购买，帐篷，牛皮，牛筋等军事物资，还有许多锅碗瓢盆、盐、茶、醋等日常消耗，普通的军饷反而只占据一小部分。
说白了，五代时期扔一把木枪，然后从上万的炮灰中筛选几百个精锐的做法，只是无奈中的选择罢了，有钱的主都不会那么干。
因为人力也是一种财富无论是种田，还负责后勤运粮，都是最大的利用，纯粹充任炮灰是不值得的。
带兵打仗虽然是门技术活，但是，“军事”是一个更庞大的概念。
想要打胜仗，将军的韬略固然重要，但是，军队的士气、后勤的补给、士兵的装备、兵团的配合以及军令的服从度，在此提到的每一个条件都能影响到战局，而且这些都是最能反映出战争真实面目的因素。
李嘉自诩为大唐的继承人，自然对于唐军的许多方面进行继承改良。
比如，按照盛唐的标准，一伙十人的小队伍，就得匹配六匹驮马。
十个士兵的物资营帐全都放在驮马上，实在不行，就退而求其次，就弄脚力健壮的驴子。
除此之外，小集体需要准备，帐篷、磨刀石、铁铲、凿子、斧子、钳子、行军床、行军锅、缰绳、马盂等集体工具。
这些加在一起，没有十几贯钱，是摆平不了的。
精锐部队，所需要的横刀、弓弩、铠甲，更不是一个小数字。
组建一个军队容易，但养一只军队就难了，而战争期间，其耗费就更重。
二百三十万贯的钱，其中约莫一百万贯，都交给了军械司，每年产出大量的铠甲、刀剑等，数以百万计，还要为战争进行预备储存。
粮食反而是简单的了，大量豆油应用，以及肉食的普及，导致粮食的消耗逐步降低，比如大米，肉和油总归是轻便运输的。
这也是李嘉一直要求的。
开支的第二大，则是对于官吏的俸禄。
与军队发钱不同，所有的官吏，以及勋贵们，一律发放粮食。
没办法，国家赋税就是以粮和钱为主，而且粮占据大部分，至于一直广泛的布帛，只是作为赏赐来用。
由于编制的缘故，地方州县的官吏数目是可查的，所以可以直接从夏税中提前扣留一部分下来，作为他们的薪俸发放。
朝廷中枢的官吏，则按月来发放，每个月由司农寺主持。
大唐的官吏数目每年都在增加，比如之前设立的巡检司，通判等都是独立于州府，需要建立自己的衙门。
这般一来，截止到神武四年，中枢文武百官，包括那些闲散官吏，总数超过一千一百多人，地方官吏则九千人，总数约一万一千人。
而要知道，在神武二年，也不过五千人左右，如今仅过两年灭亡两国，官吏就翻倍了。
即使如此，广大分布在十一府，每个县的编制人员，也不过是三十人，虽然比前唐时十几人强，但实际上来说，掌控整个县城都有些勉强。
经过之前的俸禄改革，废黜了职田公廨钱等一系列杂七八拉的福利，一律归置为俸禄，减少了其上下其手的空间。
官禄分为五等。
一品为一等，年入二千五百石；二品三品以二等，年俸为二千石；四品、五品以为三等，年千石；六品、七品为四等，年俸五百石；八品、九品为五等，年俸百石。
基本上官级与俸禄是相符的，如七品的县令，年入五百石，可以保证衣食无忧，**品则属于广数，大部分的胥吏就在九品，百石虽然看起来很少，但根据其人数，不能再多了。
这样计算，朝廷光是百官俸禄上的支出，就有八百多万石，折合铜钱，就是三百万贯左右。
与一年两千八百万的两税相比，约莫三分之一左右。
若是计算商税，养军加上官俸，也仅仅占据了财政收入的两成五左右，绝对的属于财政优良。
而对于北宋，李嘉根据射声司的消息，粗略估算，其军政耗费，占据了财政的八成，仅余的两成，还得奖赏将校，百官，备军，谈何来兴修水利。
“咱们一年间，除去水利维修，道路休整，军队抚恤，以及备军外，还能存有钱五百万贯，粮九百万石有余，这可真是府库充盈，盛世之相啊！”
李嘉非常高兴，这样多的存余，对于古代这种脆弱的社会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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