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一亮，关玉衡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中村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正在俄罗斯的东西伯利亚与东北总督张作霖作了汇报，张作霖马上就做出了指示，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容我回奉天后请示皇上再行定夺。”
遵照张作霖的电令，关玉衡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泄密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泄密的原因就出在中村那块“三道梁”牌手表上。
事后三连司务长李德保将那块偷偷抢到的手表送给了自己的日本*植松菊子，并将此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她，植松菊子当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哈尔滨满铁公所顾员佐滕的妻子，佐滕的妻子又将此情报递送给了日本特务机关。
于是，日本驻沈阳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以那块手表为证据，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
由石原起草，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名义，向东北辽远矿石公司副总裁江口定条，发出了一个以武力搜查中村的通知。石原就中村事件给日本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提出武力解决满蒙（日本称呼东北地区始终叫满蒙）的要求。森恪在政友会干部会议上煽动说：“为了把日中关系恢复到合理的地位，必须依靠国力的发动。”
日本国内的战争叫嚣十分狂热。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少将、参谋本部课员影佐祯昭少佐等军官，纷纷出动，利用各种集会发表演说，煽风点火。第9师团甚至用飞机散发了10万份《醒来吧，国防》的传单。日本内阁召开三省二部（即海军省、陆军省、外务省、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以中村事件为由，首先进行外交交涉，进而历史上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
3月的奉天，中村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盛京时报》、《朝鲜日报》、《泰东日报》在显著版面连篇累牍地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
《朝鲜日报》耸人听闻地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携带鸦片遭兴安区土匪杀害。”
日本报纸的矛头对准关玉衡：“第3团官兵为抢劫鸦片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让该地区赔偿一争损失。”
在这种势头下，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通过日本驻奉天大使馆，要求亲自到兴安区调查。时任辽宁省长的张作相一看势头不对，一方面派兵四处缉拿滋事的日本人，另一方面马上派一个参谋陪同前往兴安区调查。动身前，土肥原贤二声称要带日本陆军一团进行武力搜索，但张作相对日本人这个幼稚的要求回复是：第一，不可能；第二，不可能；第三，不可能。土肥原贤二只是口头嚷嚷的厉害，要说他心底深处不怕中国人，那绝对是吹牛。
屯垦区磨刀霍霍，加紧训练，严阵以待。土肥原贤二在白城子车站一下车就受到武装士兵的盘查，他感到气氛不对，到达屯垦公署后要求派兵随行保护，高仁绂总办以“本区尚无此例”拒绝。郁闷的土肥原只好硬着头皮向葛根庙出发，沿途倍受检查盘诘之苦，看到部署森严，心里害怕起来，对随行参谋说：“你们中国人太不懂礼仪了，调查到此为止吧！”回到沈阳，他便造谣说兴安区部队要哗变。
驻奉天陆军参谋长荣臻没有接到关玉衡的报告，不了解中村事件真相，害怕兴安区部队真的哗变，于是派重炮旅长王致中以私人身份去稳定关玉衡。
两人见面后，关玉衡就把事情的经过前前后后向王致中介绍了一边，王致中叹口气说：“玉衡，千万不可把事情扩大。老荣说：能拿出证据再好没有，如果拿不出，先放你走，就说在事前出国游历去了，现在听说有一些袁逆的残余分子暗中和日本人勾结起来，想要借此机会暗杀你，把这个事件搞大，依我看你顺便就入东西伯利亚暂避风头。”
关玉衡当即出示了证据，王致中看后道：“这倒站得住理了，咱们都是老同事，我还能给你窟窿桥走吗？荣参谋长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我可以代表他给你签字。”
在沈阳，林九治郎缠住荣臻不放，一天三次抗议：“我要证据，你无法出示证据，现在我要求你立即拘捕关玉衡，把这个人交给我们，由我们送往东京接受制裁。”
荣臻冷笑了一下，心说这个日本人是疯了，日本人一向是外强中干，嘴上喳喳的凶，可是真到了节骨眼儿上，他们敢放个屁吗？不过，在事情没有水落石出之时，没有必要与日本外交官发生冲突，要是那样的话，反而显得我们中国人气量狭窄了。想到这儿，荣臻还是保持克制，婉言拒绝了对方的无理要求。
但是，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必须先把关玉衡保护起来，于是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浩浩荡荡地开赴兴安区把关玉衡带回了奉天。
一时间奉天城谣言四起：“已经把某人押解进城，投于某监狱中。”一些与袁逆有关联的记者带着相机到处找关玉衡，还有一些反叛分子在日本人的遥控下一天到晚到监狱搅闹，搞得满城风雨，警备部司令到处缉拿闹事者，却没有多少收获。
3月18日上午，辽宁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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