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的社会观是“名教出于自然”。这个观点最被玄学家重视。后来还有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还有郭象的‘名教即自然’，但不被重视。
王弼的‘以无为本，以有为象’是一整套唯心的世界观。可是最后只有“以无为本”，奠定了玄学的基础。最后面的以有为象，以有为体，玄学家大多不承认。反而承认老子的“无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无中生有’。
玄学玄就玄在承认唯心的“以无为本”，却没有否定“有”（万物）的存在，这是一个矛盾体。
玄学之所以为玄，就拜其矛盾的世界观所赐。玄学的世界观是以无为本，这期间也有人否定过，如裴?的崇有论，但其影响不大。裴?的崇有论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显得很有影响，是因为他是那一个时期的权臣。影响最大的还是何晏王弼的以无为本。
从‘以无为本’中很容易得到‘以有为像’、‘以有为体’。那么为什么没有得到‘以有为像’？？
古代学说的世界观看似提纲挈领，其实他的世界观是为它的社会观服务的。由于当时成熟且可行的社会道德只有儒家学说，所以玄学当时想附着在儒学之上，就无法得出以‘无’为本，以‘有’为体（像）的最终结论。
所以，当时的玄学的世界观产生明显的缺陷与矛盾。其认为大自然以‘无’为本，是却也不敢否认‘有’的存在性。儒学道德是一个有为的‘社会观’，如果把‘有’仅仅的化作一个影像，就不能和儒学道德相兼。玄学之所以玄，就是因为其核心是以无为本，但却不敢，也不能喊出以有为体。我们待会儿在回头谈玄学的世界观。
玄学的社会观仍然逃离不了儒学。因为，你无论让国家无为之治，你的家族内部，庄园内部的活动一定是有为的。玄学最主要的社会观就是名教出于自然。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观限制了玄学世界观的发挥。
原因就是古代自由派哲学不能成为统治思想形态。因为以他的世界观无法控制可行的社会观。何晏、王弼的思想使统治者更加放肆。以前德教使官员以求贤为最高目标，退而求其次，求虚伪。（虚伪总比**裸的抢杀要强的多）。让天下的坏人先变成伪人，世界将更美好。以色列你能不能虚伪点，不要再**裸的杀人了。
王弼死的时候也才二十四岁，他的理论过于偏激了，只代表了最高士族的利益，他的说法不要说寒门不同意，就是士族阶级也不认同。三等的士族还想奋斗成为二等的士族。二等的士族还想成为一等名士。世间万物无时无刻都在动，即使人坐在椅子上相对的静止，其实你的身体也在不停的转动，疯狂的衰老。人必须是“有为”的，三天不吃东西就会真正的静止。
有人说什么阶级不阶级，思想学术与政治无关，可是王弼的思想是用来指导政治的，所谓“以静制动”、“以静治国”、“无为之治”。
王弼出身名门高族，其爷爷（继祖父）是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王粲四十一岁死的时候，曹丕带文武大臣送葬，曹丕在墓前对送葬的大臣们说：“王粲好听驴叫，你们都叫一会儿。”于是一片驴叫之音！贵族士族大庄园主，大企业家的思想学术的核心一定是“自由”，首先他有自由自在生活的能力。第二，可以使他们更方便的挣钱，哪里有价差，他们就可以带上资本去哪里。所以贵族士族的思想学术一定以自由为核心。
而穷苦大众，首先是要生存，别被克扣工钱，升个小科长的时候，别被有后台的人算计。平民的思想学术以社会公正为核心。
中国儒学起于战国世袭贵族衰弱之时，成熟于宋之后的小农社会。所以儒学形成了一种“公正”思想。甚至有时还走进极端，如不患贫，而患不均。顺便说一下，儒学的世界观大多数情况下是唯物的。这点以后在细细讨论。
由于我国在魏晋南朝是贵族社会，这一时期出现了自由思想，不被后世小农学者理解。但是这个自由思想以维护贵族利益为主，也波及到劳苦大众。这和明末以王夫之为代表的自由思想是不同的。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王弼在后面注上：民之远于仁，甚于远水火也，见有蹈水火死者,未尝蹈仁死者也。
这表现出王弼作为高级士族的过度自信与张扬。孔子的意思是：我见过掉进水火之中而死的；没见过掉进仁爱之中而淹死的。王弼却展现出极端的讥讽：我见过踩踏水火而死的，没见过踩踏‘仁爱’而死的！
历史就这样和王弼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恰恰他自己就是那个踩踏‘仁爱’而死的一位。王弼依附曹爽，常仗着年轻气盛，能言善辩而欺辱士大夫。司马氏政变成功后，先把他这一伙人革职，打发回家。然后再一个一个的杀，形势再明朗不过。可是还没轮到他，二十三周岁的王弼就先被吓死了。任何可行的思想学说都要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王弼的“以无为本”，治国‘清静无为’的观点，而“名教出于自然”的社会观又不否定庄园生产的‘有为’。被士族广泛认可。因为这维护了士族的利益。政府只需收税，民众由士族庄园来管。
玄学第二个观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这个观点是说：不把世俗观念放在心上，就能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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