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的最高领袖被称为“圣光教皇”，是太阳神在人间的第一使徒、全权代理人，按照帝国****的传统向来由皇帝本人兼任，在宗教与世俗的世界里都处于至尊地位。但是皇帝毕竟只是一个凡人，一个通过天生的血统而非层层筛选登上皇位的“幸运儿”，其精力与学识都是有限的，除了极少数历史上光辉煊赫的明君大帝，多数皇帝都无法兼顾教会与世俗事务，要么倾向于前者，要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后者。
查理四世皇帝是一位比较平庸的统治者，这位贪图享乐好大喜功的陛下对枯燥教条的宗教事务不感兴趣，再加上近年来病魔缠身精力不济，就更加难以分神管理那个庞大的教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排名第二的“普世牧首”就成了实质上的“教皇”，而查理皇帝在宗教事物上通常只是扮演一个“橡皮图章”的角色。
教会排名第三的巨头是“大公裁判”，主要职责是处理教会内部的纠纷，处罚违反戒律的圣职人员，还有一个最广为人知的职责就是打击异端和邪教徒，从组织程序上来讲，帝国境内的宗教裁判所都要向“大公裁判”负责。自教会创建以来，“大公裁判”的形象就与“火刑架”联系在一起，仿佛大公裁判”的业绩与其任内烧死的异端成正比，所以在人们心目中这个排名第三的教会巨头的形象多少有点恐怖，被心怀敬畏的人们称之为“培罗之剑”。
当代“大公裁判”弗兰克太子却是一个另类，这位年轻的传奇牧师、培罗选民致力于改变教会冷酷刻板的传统形象，就任“大公裁判”十年来专注于干一件事——裁撤宗教裁判所，废除火刑，推行一种更宽容、更人道的宗教生活。
皇太子殿下的行为得到教会改革派的赞扬，同时也不可避免的遭到保守派批评，“普世牧首”格里高利就不止一次公开抱怨他这个“大公裁判”是在挖教会的墙角，是在自毁根基，两人的矛盾从宗教事务延伸到帝国内阁，各自扶植大臣争权夺利，现在保守派与改革派的角斗场又拓展到了远东行省，为征收“什一税”这一政策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
菲利普在就任远东大主教之前就是太子党的成员，是改革派安插在远东的重要棋子。现在保守派立主在远东征收“什一税”，使得赎罪堡市民群情激奋，工商业界的反应最是激烈。菲利普通过安插在“觉醒者俱乐部”的杰尼斯牧师得知，掌握着首府经济命脉的工商业大亨们已经联合起来，出钱组织抗税活动，还私下里收买有活力的社会团体，向那些职业暴徒分发武器，准备搞个大新闻。
这个以“觉醒者俱乐部”为大本营的新兴势力代表了远东工商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普遍利益，影响力之大令菲利普感到震惊，更让他担心的是这个政治集团不光有钱还握着刀子，鲁道夫军团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力后盾，或者更直白的说——“觉醒者俱乐部”本身就是寇拉斯家族为夺取远东政权组建的利益同盟。
当金钱与暴力联起手来，菲利普不认为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镇压这场即将爆发的大革命。远东行省剑拔弩张的局势使他忧心忡忡，为此特地将自己的得力助手、教会改革派理论家杰尼斯牧师派往“觉醒者俱乐部”找叶夫根尼娅等工商业领袖谈判，想探一探他们的底线。
结果倒也在意料之中，对方不仅抵制征收什一税，还要求帝国当局彻底废除歧视远东人的“异端原罪法”和“帝国特惠制”，如今的远东就像干透的柴草堆，如果达不到目的，他们不介意点燃革命的火焰。
面对这充满威胁意味的最后通牒，菲利普不敢怠慢，赶紧给皇太子写信，诉说远东行省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一场旨在改变现状的社会运动已经无法阻挡，出于维护教会与国家利益考虑，他建议接受“觉醒者俱乐部”开出的条件，并且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扩大改革派的影响力，用比较温和的宗教改良运动替代武装革命，这样帝国固然会损失一些利益，总好过远东行省的培罗教会被连根拔起。
菲利普以法术寄出这封急信，当天下午就收到弗兰克太子亲笔回信。太子殿下在信中肯定了他对远东时局的悲观判断，并且在刚刚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向皇帝陛下和众位大臣转达了他的建议，可惜保守势力太过顽固，驳回了他的改革方案，坚持要求按照既定方针在远东行省强行征税。
最让弗兰克气恼的不是以首相兼财政大臣穆勒伯爵为代表的教会保守势力反对他，而是以齐格蒙特亲王为首的军方势力也反对改革，在这样孤立无援的处境下他不可能有所作为。
菲利普倒是觉得军方的态度可以理解，毕竟在远东征收什一税是为了弥补军费开支，而且远东爆发革命对军方而言恰恰是一件好事，给了那些野心勃勃的少壮军官出兵远东镇压叛乱的口实，这场仗打下来，若能平定远东，不知有多少人要升官发财。
可是，出兵远东镇压叛乱真有那么简单？菲利普并不这么认为。军方将领不了解远东的情况，妄自尊大自以为是，只有当他们真正陷入这个烂泥潭才会后悔自己当初的想法有多天真。
鲁道夫·寇拉斯为筹划武装革命花费了将近二十年的心血，如今他的军队已经壮大起来，倘若不设法阻止他站出来领导远东人闹独立，即便帝国派兵进驻远东，在这片广阔而陌生的土地上与深得民心的寇拉斯军作战，注定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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