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詝的这位便宜皇阿玛竟然也认同了，奕詝只好无语了。
二月二十三日，据陈伯龄禀报，已经见过英国副领事罗伯逊、都司甘弼、译官通事巴夏里等人，“查系双桅小船一只，并无后继之船,于二月十六日从上海开行，先将船上炮门封闭，炮位横置船内，自副领事罗伯逊等下至舵工水手共50余人，沿途概禁登岸，不与民人交接”（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下午，罗伯逊等人入观音门内河，因为吃水太浅退出，仍走外江，夜至下关寄达碇。陈柏龄等告以“省垣大宪已委司道前往查办，获犯多名，解赴上海，此时案必完结，即有呈件，亦可代投，令其即速返棹”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但巴夏里坚称，因奉阿礼国所委，若不面见总督，必被谴责，况彼此久经和好，此番“孤船伸冤，沿江炮堤官兵亦断不肯轰击”，坚欲前进。双方相持竟日，因江路节节浅阻，于第二天到达南京城之八字沟。
李星沅认为罗伯逊等人之要求会面，“但意在给以体面，颇以宾主为词，必欲来署请安”，果如无他要挟，“尚非不了之局也”（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所以答应了会面的请求。
二十七日的会面，李星沅在日记中做了详细的描述：“夷目副领事罗伯逊、翻译官巴夏里、水师都司甘弼及守备都赐管科钱粮吕懿使、千总王伯里均至仪门下轿。予迎至暖阁后，略一举手，众夷皆脱帽以手摸额即叩头意。至花厅予偕领事正坐，译官旁坐，交出该国上海领事官阿礼国伸陈一件、钞单十件，文理估屈，大意谓青浦水手逞凶，咸道不办，因照廿四年佛夷通商条约，遇有不平之事，如无总理五口大臣之处即申诉省垣大宪查办，求委藩司大员前去，当谕以藩司管库难出省，或委首道一行，而巴夏里坚请必欲大于道台者，盖咸道阶之厉也。给以茶酒菜果，酋意颇欣然，四刻始去。”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按照英方的要求，二十八日，李星沅须到英船上回访，以表礼尚往来。但因二十八日风雨大作，只得推迟至第二天。二十九日中午，李星沅出城，巴夏里至红船迎候，即命开往到会船，“众酋延至一房，杯盘罗列，尊予上坐，各献茶酒，酒有红白二种，白者味甜，红者味烈，皆清香，予食葡萄少许，酒数口即行，仍鸣炮作列队送”。
同时，巴夏里等人陪送李星沅至静海寺，并提议“有小官愿观报恩寺塔，亦谕陈伯龄、张攀龙押护同往，塔在聚宝门外，二十二年夷酋皆往游，巴夏里闻允所请颇悦服，故云南边民商大不安，若北边再相仇杀如何是好？但得两司严查晓谕，远人日久相安甚不愿滋事。予开诚晓譬，告以两平则两安，不可以小失大，二酋似能领会，复除帽作敬别状。
并云有大人在两江，必为我们作主，保无他虑，此番德意非止一船人感激，将来传至本国皆知两江有好大人也。”对于这种赞许，李星沅深为得意：“此时驭夷之法惟有羁縻勿绝，示以诚信使不疑，而首府力言藩司不可行，然则如何乃可行耶！”
原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不料第二天当巴夏里等一行13人前往报恩寺参观时，“观者数万，竟有投石致伤该酋并伤陈游击、张攀龙、李恒清之事”。李星沅闻讯大骇，当即抓获14名平民，答应“明早枷示河干”。巴夏里本欲“候此案审办再行回棹”，但为表示不肯为难，故尔允诺一面开船，一面办案，“但须办定请行知该国领事”三月初一日，巴夏里等人“见人犯枷示”后，仍由陈伯龄、张攀龙两人护送。到初三日，陪送的张攀龙已由镇江返回，“据云船上人皆欣然，惟巴夏里坚请办案，知照阿领事，似不得于中者”（二十八年三月初一日）。随着罗伯逊等人的退回上海，青浦教案最重要的交涉部分，宣告结束。
这一篇很直白的外交陈情表在十九世纪中晚期的中国式很多的，可是，它却催生了奕詝改变了民族的复兴方式，使其不在只注重陆军的发展，海军也走上日程，而且，由此空军也由此走到了世界的前列，领先了世界于半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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