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在知道，那位武汉专家姓黄，我记得他的文章，曾经火爆过一段时间。
黄教授回答到：“如果真那样，我可以像中央领导人那样思考问题了。”
这不是笑话，按他的说法，这可能成为现实。
“知识的自动产生其实也很简单，比如经济学家得出过一个结论，就是口红经济学。意思是，当经济发展停滞时，口红的销量就增长，这是大量观察和积累得出数据，然后对比现实得出结论的办法。可想而知，为了得出这个结论，这位经济学家耗费了多少精力。现在倒简单了，直接对比口红网络销售的数据，就可以得出经济发展的参数，这不是自动产生吗？”
知识的自动产生当然可以推动社会发展，但如此一来，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将被革命，这可是关系到许多专家和院校研究所的饭碗问题。
“所以，信息化带来的基本矛盾就很清楚了，就是信息交互和产生的速度，远远快于现实物质交换产生的速度，思想快于身体，你就会不耐烦，对不对？”
不耐烦，是他打的比喻。焦虑，却是这个社会越发明显的共性了。当然，这个基本矛盾所产生的后果，要比焦虑大得多。他限于时间不愿意深说，因为在座的都是行家，响鼓不用重锤。
“信息化的东西到此为止，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在座有专家比我懂得多，我只是把信息化当成今天主题的一个背景，给大家提一下。”
李茅正在挣信息化的大钱，他如果有时间来听，估计他也不会看不起文科生了。
“我讲第二个变量，经济全球化。前面所说全球互联网正在促进全球信息化，全球信息的交互和产生，也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速度。”
他从屏幕上打出一张张图形和表格，展示了世界前100强的大公司，它们的全球化产业链和销售网，以及利润分配及发展趋势。这种用数据说话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新的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当然，这要摒除不真实的数据和不严谨的推导，更不能夹带私货。
“大家看到，世界营收前100位的公司，绝大多数都是全球化公司。我们举例说来，最熟悉的联想公司，它的市场当然是遍布全球，它的股票当然在美国上市，它的生产也全球布点，但大家为什么认为它是一个中国公司呢？只是因为它在中国创立，创立者是中国人了。但是在利润分配上，全球股东在瓜分。在税收上，各国都在相应收取，在员工聘用上，全球都在招人。也就是说，它的好处也是全球化的。”
他这一说，我理解了，一个公司的股东是全球的，经营成本花在全球，经营效益全球分配，这个中国公司，只不过有中国血统而已，公司本身，只能叫世界公民了。
“这个趋势愈演愈烈，我把近十年来世界大公司全球化水平做了一个曲线图，大家看一看趋势。”
他放出来几张图表，然后又放出互联网发展曲线图，让大家对比。这一经对比就发现，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与大公司全球化的发展，在趋势和速度上，有惊人相似的关联度。这就很说明问题，因为这是十年的数据，不能用一个巧合来解释了。
“我在发改委研究所工作期间，有幸被选定给领导作一次报告。当时有一些部长和司长在座，我也是讲经济全球化问题。人家当领导的，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他们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迅速抽取出本质性的问题，敏锐地找到办法。这种能力是学校学不出来的，人家是多年领导地方经济建设中，建立起来的对矛盾分析和处理的直觉训练。”
他这个说法，不是在给领导脸上贴金。我自己就有体会，当我带领温州工厂做一件事时，所得到的体会和经验是综合性的，有用的。班长当年在部队就真正管理了一个班，十来个人，也比社会上的普通人管理水平高得多。
经历就是能力，就像原来部队所说的神枪手一样：都是子弹喂出来的。
一个企业家一次次成功，将企业做得大，至少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能干。比如金姨，没读多少书，但她在商业上的判断和组织能力，可不是一般大学企业管理课，能够学到的。
“当我讲完，进入讨论环节时。当时商务部的一名领导问我：你这个经济全球化对社会治理的困境，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经济活动主体全球化与政府治理边界的国域化，是全球化经济中最基本的矛盾？”
用基本矛盾的思维来分析问题，这是简化朴素而直接的，往往还是有效的。当然，没大量的实践作支撑，也容易流于空想。
“我当时就服了，他一下就看出了根本问题。大家想想，当全球化经济体占据一个国家的主导时，政府对经济的引导和控制能力还有多少呢？”
这当然是个问题。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国家机器往往是最终权力的体现都和执行者，当这个最后的控制人发现他最大的权利：经济利益。不受控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比如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提高税收，但大公司为避税，就转移生产到税收低的国家。这怎么办？政府不能调控税收、不能掌握财政，那么，政府的功能就是大大弱化。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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